第二节 下级对上级关照的归因——三维度结构

一 上级关照与信任上级之间的归因过程

上文的讨论中已经指出了“关系”引发的心理、行为效应及其存在的矛盾。下级对上级的关照行为究竟会做出何种反应呢？简单地看，对于得利者，自己得了好处，自然是知恩图报，而失利者则将“怨天尤人”。但是研究者知道，同样的行为会因行为的背景的不同而引起人们不同的反应。“一般来说，一个人是依据他认为另一个人是怎样想的而不仅是根据他做了什么而做出相应反应的。”（Heider, 1958）换句话说，一个人对他人行为的原因的解释才是他对他人的态度和行为的决定因素（Kelley & Michela, 1980; Schneider, 2008），而这个解释原因的过程就是归因过程。下级对上级关照的知觉只是评估上级会怎样对待他，在对此做出反应之前，他需要解释上级为什么会这样对他。

在一项实验研究中，修普勒（Schopler）和汤普森（Tompson）清楚地观察到这样的现象，由于归因过程的影响，得到了好处的被试反而比没有收到任何东西的被试反应更加冷淡（Schopler& Thompson, 1968）。从这些现象和归因理论的原理可以看出，在对上级关照的效应的研究中引入中间的归因过程是非常必要的。

二 认可性归因、情感性归因、交易性归因

为了系统地探索归因在上级关照与下级对上级的信任间的功能，研究者界定了三种下级对上级关照的归因典型：认可性归因、情感性归因以及交易性归因。沃伦等（2004）强调了在社会交换中进行特定的推理时必须考虑情境因素。在中国，在经理人和员工之间，私人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共存与交织是非常普遍的，这与历史传统因素有关（G. Chen &Tjosvold, 2002; Law, et al., 2000）。

我们可以先抛开工作成分，从纯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讨论下级对上级关照的归因。通过在西方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对社会和经济交换的鉴别加以应用，中国“关系”的研究者们将好处交换看成服务于情感，或者功利，甚或两者的混合。黄光国（Hwang, 1987）认为，中国人将与他人的关系分为家人关系、生人关系、和熟人关系，并且在与他人的资源交换中对应这三种关系类型满足他们的社会情感需求，或者纯粹以实用价值为目的，或者是二者的混合。虽然这三种类型被分别贴上情感关系、功利关系和混合关系的标签，但杨中芳（2001）指出，所有类型的关系纽带，即便是家人关系，都既包含物质利益的交换又包含情感因素的交换。而根据研究兴趣的不同，关系研究中研究者要么关注情感的方面（C. C. Chen&Chen, 2009; Y. Chen, et al., 2009），要么关注功利的某一方面（Fan, 2002b; Xin & Pearce, 1996），当然也有同时讨论这两者的（X. P. Chen & C. C. Chen, 2004; Chung &Hamilton, 2001）。在一项跨文化的研究中莫里斯（Morris）等（Morris, Podolny & Sullivan, 2008）发现，与美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相比，中国人更喜欢发展出同时实现情感和功利功能的人际关系来。

根据这些理论基础，研究者提出了下级对上级关照的情感性归因和交易性归因。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理论家对中国人社会交换中情感因素与功利因素的分析，完全是一种理论的推测，而本研究中的情感性归因和交易性归因是下级的真实心理的反映。它完全取决于个体的主观经验与感受。下级有可能将上级关照完全归因于情感，即便他可能和上级之间有很多物质来往。他也可能完全将上级关照看作利益交换的结果，不管在别人眼中他和上级的关系如何亲密或融洽。这种归因甚至相对地独立于上级的真实动机。例如，也许上级完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而照顾某个下级，但被这个下级理解为一种情感的表达；也有可能上级本身是出于一种情感考虑，但在下级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利益交换。当然，更多的时候，一个下级可以对上级关照同时有一定程度的情感性归因和一定程度的交易性归因。

也许有人会质疑，作为受到上级关照的得益者，下级还有没有可能进行交易性归因？下面研究者首先指出上级对下级关照时出于功利目的的可能性，然后指出下级知觉到这种动机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请客和送礼是中国社会中建立和维系“关系”的两种最常用的技巧（Hwang, 1987; Xin & Pearce, 1996; M. Yang, 1994）。在传统的“关系”交换中，“关系”双方都是利用自己的私有资源进行交换，因此请客也好，送礼也好，都是相互的，基本均等的，如中国古话所说的“礼尚往来”。然而，当非私有资源涉入其中时，这种平衡被打破了。一般来说，对特殊资源有诉求的一方持自己私有的资源开始与非私有资源分配者进行社会交换。反之，资源分配者则不必用自己的财富进行“还礼”，他可以通过提供非私有资源分配时的便利而实现社会交换中的回报义务。这就会造成这样的事实：在这种“关系”交往过程中，非私有资源分配者可以借此积累个人财富。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研究者没有理由怀疑一些上级会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利用其获取个人利益。特别是研究者知道下级为了给上级送礼，买的好烟好酒价值往往可以占到他们平常工资的相当大的比例的时候，这就更不难理解了。当然，请客和送礼只是形形色色的好处交换形式的代名词而已，在真实生活中，下级提供的资源远比这些情况复杂。对这些现实的描述并非本研究的研究者的臆断，有学者非常详细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官员在“关系”来往中，怎样假装用不经意的方式实现他们的物质索取（Smart, 1993）。因此很清楚，个人利益能够成为上级对下级关照的部分甚至是主要的动机。

然而上级的功利动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下级能够意识到这种动机。特别是，作为得到关照的下级，说他们会将上级之意做这样“不良”的揣测未免有些让人怀疑。但是试想，既然下级如此世故于通过“关系艺术”（即请客送礼）（e. g. Gu, Hung & Tse, 2008;Leung, Heung & Wong, 2008; Xin & Pearce, 1996; M. Yang, 1994）来经营和上级的“关系”从而实现自己预定的目的（获取关照），他们何以不能“看穿”上级的“胃口”呢（Smart, 1993）？在“关系”流行的社会，“关系”的利益交易性质无疑是存在的，并且被社会成员所熟知。基于这些现象，研究者提出情感性归因和交易性归因在下级对上级关照进行思考时都是有很大可能出现的。

上述对情感性归因和交易性归因的提出基本上适用于广泛的“关系”关照的场合，对上级关照而言，除了从纯私人关系的角度考虑外，研究者还需要考虑到工作关系。如果除去情感因素和功利因素的话，下级还可能将上级关照视作上级对自己的一种认可。这种认可主要是对个人能力、工作态度的肯定，但也可能包含了个人社会认同的因素，包括价值观念、处事原则等。很多研究已经指出，像下级的个人能力（Senger, 1971），与上级的态度和价值观念的相似性（Dose, 1999; Turban & Jones, 1988），吸引人的个性（Deluga, 1998），甚至人种和性别（Pulakos & Wexley, 1983）等因素，都可能使下级从上级那里获得特殊的机会和利益，包括更有利的绩效考评和晋升等。所以，下级非常有可能将上级关照的原因理解为自己的某些“优点”获得了上级的认可。这里有几点需要澄清。第一，这种认可包含了可能超出工作能力和态度之外的因素，虽然与工作相关的因素也许是主体。第二，这种认可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因此并不违反研究者关于关照的界定，也即是说，这种认可并不完全是执行正式的制度的结果。第三，在“关系”社会，如果上级不“关照”你，你有好的绩效也未必有更多的机会。因此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将获得有利的奖励当作一种“关照”，而不完全是“理所应当”的。第四，研究者界定出认可性归因，跟上述情感性归因和交易性归因的关系一样，它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二种归因。认可性归因、情感性归因、交易性归因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因此认可性归因的背后，仍然是一种关照，而非完全是制度的结果。

以上完全是从获得关照的下级的角度进行的讨论。然而，研究者认为，这三种归因同时适用于获得较少或者未获得关照的下级。可以试想当未受关照的下级解释别人获得上级关照时，也不外乎考虑这三种因素，通过一个社会比较的过程转换，他们也会用这三个方面解释自己之所以未获得关照是因为：没有得到上级认可，和上级缺乏私人感情，或者没有给上级好处。

总的来讲，组织中下级对上级关照的归因可以归结于三个方面。认可性归因指将上级关照解释为上级对下级能力、资质、个性等因素的认可而导致的偏爱。情感性归因指将上级关照解释为基于上级和下级的情感纽带，如相互关心、友谊等产生的结果。交易性归因指将上级关照解释为上级对下级给予自己的好处，如请客送礼等的一种交换。虽然这三种归因是相互独立的，但并非相互排斥。在复杂的工作关系中，它们可能是高度相关的。然而区分不同的归因可以帮助研究者把交织在一起的社会心理效应分解开来。

此外，本研究提出的上级关照归因模型是一个领域特定的归因模型。学者曾告诫如果任意给出归因的维度和分类的话，不利于学术交流（Cassell, 1998）。本研究提出三种归因类型是因为“关系”是一种广泛流行而重要的社会现象，值得单独考虑。在最近的研究中，西井（Nishii）等指出，对于一个特定的生活大范畴而言，采取具体的归因有利于运用领域内的特定性知识进行解释和交流，比只采用传统归因维度更加实用（Schneider, 2008）。所以反过来洛德（Lord）和史密斯（Smith）也曾告诫研究者不要把过于宽泛的归因理论运用到组织研究中并催促学者们建立领域特定（context-specific）的归因模型替代宽泛的归因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