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分层过程研究的传统与工业化逻辑

（一）流动研究传统的确立与早期研究

1927年索罗金《社会流动》一书的发行，被公认为开创了社会流动研究的现代传统。在索罗金看来，“社会流动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社会对象或价值——被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或修改了的任何变化——从一个社会位置到另一个位置的任何转变”（Sorokin，2005：264—269）。社会流动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即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社会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集团向另一个相同水平的集团转换，而垂直流动是指个体或社会对象从一个社会阶层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变化，垂直流动包括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索罗金通过对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进行比较，将社会分层系统分为开放的和封闭的两类，在开放的社会中，垂直流动较为频繁；而在封闭的社会中，各阶层间的界限严格，跨越等级界限的垂直流动是十分困难的。

借助比较分析，索罗金总结了工业社会社会流动的特点：1.在某一特定阶层中，父亲及其子女的职业类型的扩散程度较高，即从事同一种职业的父亲的子女们有较多的机会从事其他类型的职业；2.所有职业群体都是由来自不同的社会出身背景的成员所构成；3.相互分离存在的不同的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变得模糊不清；4.尽管如此，父子间的职业继承性还相当高；5.在分层体系中，等级位置相似或接近的职业群体更容易交换其成员；6.流动更可能是短间距的流动，而不是跨越整个分层等级的流动；7.分层体系中的中间层比两端更稳定（Sorokin，1927；转引自李春玲，1997）。

尽管索罗金对工业社会之社会系统的开放性做了上述预期，他对垂直流动的不断的和“永久性”的增加，也持相对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在论述垂直流动的一般原理的时候，索罗金（Sorokin，2005）指出：认为社会流动加速和增多的支持者经常指出，在现代社会没有阻碍流动的司法和宗教障碍，这些障碍存在于种姓社会或封建社会。但是“根据130年的经历来推断‘永久的历史趋势’是不可能的；与人类历史的上千万年的过程相比，这段时间太短了，不能为推断永久趋势的存在提供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即使在这130年的时期里，也没有明显的趋势表明人类普遍进入了更高的历史阶段。在亚洲和非洲广大的社会里，情况仍然是不确定的；……在很多国家的人们那里，情况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像很久以前发生的情况一样”。即便司法和宗教障碍的去除有利于增加流动，实际上新的障碍又替代了这种障碍，“理论上说，在美国每一个公民都有成为总统的可能性。实际上，99.9%的公民很少有机会成为总统的，就像君主政体下99.9%的国民有很少的可能性成为君主。一种类型的障碍铲除了，其他的又建立起来了”。

在索罗金之后，很多研究者都持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普遍的社会流动已经成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并且，这也是工业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尽管社会流动的增加与工业社会经济的扩张有关，但李普塞特（S.M.Lipset）和本迪克斯（R.Bendix）对经济扩展的比率与流动的比率之间的简单的相关关系持谨慎态度。他们运用国际比较资料（主要是美国和欧洲）更为细致地考察了工业化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解释了不同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内在于所有社会结构中的几个不同过程对社会流动都具有直接影响，并有助于解释不同国家流动率方面的相似与相异。他们将这些过程概括为五种：可得到的空间数（职位）、不同的出生率、职业等级的变化、可继承的地位——位置数的变化、关于潜在机会的法律限制方面的变化（Lipset & Bendix，1959）。具体来说，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征对流动的影响表现为：1.特定阶层空缺职位数的变化推动了流动律的变化。在每一个已经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专业人员、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和白领职位所占的比例的增加和非熟练劳动力职位数的下降，造就了一个向上流动的高潮；2.生育率和城市化水平对流动的影响。尽管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带来了高水平职位需求的提高，但生育率的下降使得从事这些高水平职位的人的家庭没有增加他们的人口比例份额，也就是说，即使高地位的父亲的每一个儿子都保持与其父辈一致的地位，对其他人来说，还有大量上升的空间；而城市中心的扩张，需要移民填充新的职位或取代城市居民，这些城市移民一般不能再生产其自身（也就是说他们的职业地位发生了变化）；3.社会变迁带来一些职位和声望的变化，这也使得（以职业来衡量的）流动率发生变化；4.现代社会可继承职位的数量相对有所下降。除了良好的教育和激励孩子获得更高地位的职业，许多靠薪水生活的中产阶级成员，很少有什么可以直接传递给其子代；5.对人们自主创造新的职业和获取更高职位的法律限制已经发生了变化。

工业社会社会流动的后续研究，一方面朝着国际比较方向展开（例如：Erikson & Goldthorpe，1992；Grusky & Hauser，1984；Western & Wright，1994），另一方面朝着更为精细的方向深入。^[2]但是，就这些研究有关经济发展（工业化）与社会流动关系的考察而言，其结论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没有超出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所做的预期），不过是一些讨论更为细致而已。例如，在比较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特雷曼（Donald J.Treiman）提出了工业化对社会流动机制影响的三个假设（Treiman，1970）：1.工业化程度越高，作为家庭背景变量的父亲职业对子代职业的直接影响越小；2.工业化水平越高，教育对人们的职业影响越大；3.工业化水平越高，父亲职业对子代教育的影响越小。^[3]特雷曼提出1、2两个假设的理由是，他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各个社会的社会流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演变方向，那就是从亲属、种族等特殊标准为基础的社会流动，转变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以绩效为基础的社会流动，这种转变是工业社会的功能所决定的。简单地说，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社会所需要的专门化技能无法再像传统社会那样依靠家庭来传授，因而家庭对子代的职业的直接影响得以削弱，而来自学校教育的作用得到加强。至于第三个假设，在特雷曼看来，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公共财政在教育中的作用被逐步制度化，教育成就对父辈财政支持的依赖减弱，因而父辈职业对子代教育的影响有所下降。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早期流动研究的理论取向是功能主义的，例如其论述工业化对社会流动影响的基础是，工业发展导致社会需要越来越多地需要专门化技能的工作。而林南等借助对国际比较资料的分析指出，随着工业发展程度的提高，职业机会（尤其是与工业有关的工作）往往并不一定随之增加（Lin & Yauger，1975）。后续的国际比较研究结果也表明，仅以经济发展（工业化）作为结构变量考察社会分层过程的演变是不充分的。

从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社会分层过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但针对西方工业社会的流动研究，在最近开始衰落，如格伦斯基所言，或许是因为以往的研究太过绝对，没有为进一步努力留下空间（Grusky，2005：20）。在西方社会学界，近来的流动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了收入流动的研究上，这方面的发展有来自两种不同的假设：1.注意到部分社会成员越来越难摆脱贫困，一个永恒的下层阶级似乎在形成；2.收入不平等的增长可能会因为流动率的增加而得到缓和（Grusky，2005）。但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况只是针对社会结构已趋于稳定的西方工业社会而已，流动分析依然是考察变动社会（特别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阶层化机制的比较好的方法，事实上，中国学者（包括东欧学者）在分析社会转型时还是较多地采用了这样的分析路径。

（二）地位获得模型及其衍生

如果说早期的流动表分析技术限制了流动研究对社会分层过程中的因果机制的探讨的话，布劳和邓肯所开创的地位获得研究则使得这一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布劳和邓肯的研究是在之前流动的基础上展开的，但与此前的流动研究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人们地位获得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在运用美国人口普查局1962年的人口现状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布劳和邓肯对美国的职业结构和职业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而之所以选择职业地位和职业流动作为直接的考察对象，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政治地位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职业地位很好地反映出来，因而职业地位及其流动是探讨社会阶层化的最佳途径。

布劳与邓肯继承了索罗金的理论，把流动看作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他们指出，社会阶层现象包括了先赋性和自致性双重内涵，个人的社会地位一方面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同时也受到社会出身的影响，上一代中的社会不平等会整体地或部分地在下一代中被再生产。为了分析代际之间的地位关系，他们首先采用了传统的流动表分析技术。通过流动表分析，布劳和邓肯指出，美国的职业结构的代际流动矩阵中存在两条明显的界限，那就是区分白领和蓝领的界限，以及区分蓝领和农民的界限。布劳和邓肯对这种界限的存在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社会人力资源在一个拥有高流动性的变动的阶级结构中，比在一个僵化的社会系统中能得到更充分的开发，而这种限制流动和防止人们降入较低阶层、但有可能使之展现其才华的阶级界限，却会造成人力天才的极为严重的浪费（Blau & Duncan，1967）。

布劳和邓肯更加关注的是影响社会流动模式以及个人成就的因素。他们利用职业声望、教育程度及收入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回归方程，然后用这一方程去推算各个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采用这种方法就使得“职业”变成了连续尺度的变量。而变量属性的改变又使得不同于流动表分析的技术可以被大量采用。布劳与邓肯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考察一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多种因素，与其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影响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因素，可以分为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他们用被访者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作为被访者地位获得的先赋因素，用被访者本人的教育程度和第一个工作（早期工作经验）作为自致因素，运用这些变量建立个人地位获得的基本模型。具体来说，他们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五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绘制出个人地位获得的路径图，则更为直观地反映出个人地位实现过程，如图2—1所示。

图2—1 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资料来源：Blau and Duncan，1967：170）

从图2-1中可以看出，就1962年美国的情况而言，对人们现职地位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其教育程度，其次是本人的职业经历，而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儿子现职的直接影响相对于前两者来说要小一些。但是，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现职地位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对儿子的教育和初职的影响而间接实现的；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儿子的初职和现职都没有直接影响，但却通过影响儿子的教育而间接地影响了儿子的初职和现职。

地位获得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哪些因素决定着人们在社会资源分配体系中的位置，以及这些因素对于人们获取特定地位的作用大小，进而有助于了解社会结构的开放性程度。在工业社会中，随着职业分化越来越细，以及职业对知识和技能要求的提高，一般的观点都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地位获得主要决定于自致因素。但是，从布劳和邓肯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伴随社会的工业化与职业分化，子女社会地位的取得将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受教育程度，即工业化水平越高，职业分化得越细越密，受教育程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就越大。第二，以父亲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为代表的家庭背景对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仍然具有显著影响力。也就是说，工业化并没有完全消除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张翼，2004）。

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一经提出就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后续的很多研究试图去验证、延伸或修正该模型。邓肯和费泽曼（D.L.Featherman）等发现，相对于地位获得来说，智力是介于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但是这一变量的加入并没有明显改变（地位获得模型中）地位实现过程（Duncan，Featherman & Duncan，1972）。而以斯维尔（W.H.Sewell）为代表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则在布劳—邓肯模型中引入了社会心理变量，提出了社会心理模型。斯维尔等认为，地位获得模型遗漏了社会心理因素，而社会心理因素是作为中介调节着外生变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具体研究成果表明，诸如参照群体、重要他人、自我概念、行为预期、教育和职业期望水平，以及学校里的成功或失败的经历等中介变量的重要性（Sewell & Hauser，1975：359）。

在斯维尔等人所做的路径分析中，“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被看作是影响年轻人期望目标（期望水平）的设立，而期望水平又被看作是影响地位获得过程的因素。该理论认为，受到“重要他人”的鼓舞，随着孩子所属社会经济地位和接受示范的能力不同而不同，而重要他人则存在于社会化机构（家庭、学校等）中，即这些重要他人可能是父母、老师或同辈群体中的成员。正因为如此，杜克大学的柯克霍夫（Alanc.Kerckhoff）从个体社会化的角度，来评析斯维尔和豪斯等人提出的所谓的“威斯康星模型”（Kerckhoff，1976）。笔者之所以要在此处用较多的笔墨提到所谓的“威斯康星模型”，是因为，正如后文要提到的那样，这类研究中引入的社会心理变量及其作用，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可以用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加以统摄。

与上述情况类似的是，很多研究试图在布劳—邓肯模型中引入新的变量，如种族、性别、文化类型智力，甚至个人运气等等，其中比较典型的研究有豪瑟尔（R.M.Hauser）和费泽曼等人的研究（Featherman & Hauser，1976a，1976b；Sewell & Hauser，1975）。尽管这些新的变量被引入到地位获得模型当中，但并没有改变布劳—邓肯模型的基本属性（例如：对个体因素的强调和对劳动力市场均衡性的假定），甚至并没有在较大程度上改变布劳—邓肯模型通过个人属性特征，来预测未来职业地位的准确性。因而有学者认为，“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布劳—邓肯模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尽管变量被不断丰富、方法被不断更新，但（该模型的）原始结论依然成立”（Lin，Vaughn & Ensel，1981）。也就是说，就工业社会的分层机制来说，这类研究的结论依然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个体自致因素在地位差异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