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性别失衡

性别比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李树茁等，2009）。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人口的年龄结构、婚配模式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引起性别失衡。其中，出生性别比和死亡率性别差异将在绝对数量上对人口性别失衡产生直接影响。同时，男女两性在迁移率方面的差异，则会加剧地区间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17.94，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婚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性别失衡起着调节作用，当性别失衡的程度在一定范围以内，其可以自动平衡和缓冲性别失衡带来的人口和社会后果。此外，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从性别失衡的原因构成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性别选择性流引产、溺弃女婴以及对女孩生存和健康的忽视是造成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直接原因。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是其根源性原因。中国的生育政策也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起到了一定的间接作用。

二 大龄未婚男性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特指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文化背景下，女性绝对数量缺失而造成大量的、被迫的无法成婚的30岁及以上的男性群体，该男性群体并非自愿不婚。

在拥有普婚文化以及男性人口过剩的当代中国，男性的失婚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动不婚或者推迟婚姻。原因主要包括择偶标准较高等因素所导致的婚姻推迟，或者更愿意独身而主动性地选择不婚或者暂时不婚。二是被迫性的不婚或成婚困难。由于女性数量的大量缺失以及女性更易“向上”寻求婚姻，即找比自己在社会地位或者其他条件上更优秀的男性成婚，大量受教育水平低、社会经济地位差、处于社会底层的男性无法找到与之匹配的女性成婚（靳小怡等，2010；刘利鸽、靳小怡，2011）。本书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指第二类男性。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当代中国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研究本身一直受到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即使在男女人口比例均衡的地区也会存在由于自身条件较差而无法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那么中国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与其有何不同之处？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男多女少在历史上一直存在，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在当代具有什么特殊性？对于上述两个比较普遍的质疑，本书分别从中国男性婚姻挤压态势的国际比较、中国大龄未婚男性形成宏观因素及其历史演变给出了相应的论证和回答。

对大龄未婚男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从队列和时期的人口学视角来分析。从队列的角度看，大龄未婚男性严格地被界定为从出生到死亡从未有过婚姻经历的男性，这样的定义虽然能够准确地界定大龄未婚男性人群，但加大了对这一人群进行研究的难度。因为这需要对一个或若干个出生队列的男性人口进行全程性的跟踪调查，直到其死亡，这样才能最终确定其中终身未婚的男性为严格意义上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很明显，这样的研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难度很大。但如果从时期的角度来划分大龄未婚男性群体，首先就需要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定义进行适当的放宽，即男性如果达到某一年龄仍然未婚，其以后成婚的概率较低，那么就可以对这一男性群体进行相关研究，将其视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虽然该群体的每个男性在其生命余年内仍然存在成婚的可能性，但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他们中的大部分必将终身无法成婚。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的大龄未婚男性研究成为可能。

本书将人口研究中常用的时期生命表概念引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研究中。人口学中在对人口的死亡进行研究时，由于缺少对于真实队列人口的死亡数据，使用时期人口死亡数据生成假想队列的时期人口生命表来考察时期人口的死亡情况。基于此原理，本书利用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抽样数据生成时期中国男性初婚表，计算出时期男性人口在特定年龄时的成婚比例以及在生命余年内的期望成婚概率，将在某一年龄以后成婚比例低且期望成婚概率低的未婚男性界定为本书的研究对象——大龄未婚男性。相关的测度方法、依据和标准将在正文中介绍。对应于大龄未婚男性，本书将有婚姻经历的男性定义为非未婚男性，婚姻状态包括已婚、离婚、再婚和丧偶的男性群体。

三 生存研究

一般意义上，“生存”指事物的存活状态，其在不同的情境和维度下表现的方式和内在的特征都有所不同，因此，生存研究涉及的范围较广，可以包括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存活状态及其受外在环境的作用等相关研究。本书的生存研究特指人口学领域内的生存研究，指针对某一群体进行的以人口学分析为研究方法的，考察群体生存水平、模式和周期的基础性研究。

在人口学中，生存研究也叫死亡研究，“生存”和“死亡”本身就是一对互补性的词语，如同人口的生存概率是由死亡概率计算得出的一样。因此，对人口的生存水平、模式和周期的研究如果从人口死亡的视角理解就转变为对人口的死亡水平、模式和周期的研究。生存（死亡）研究作为人口和相关学科的基础性研究，对认清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生命历程和随后的社会保障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查瑞传，1981；蒋正华，1990；黄荣清，2001）。

从生存研究的研究对象看，已有的研究一般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从世界人口的整体情况看，将世界人口按照不同的大洲划分，对各大洲人口的生存和死亡水平及模式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联合国人口司就通过构建各大洲的人口生命表来研究大洲间人口的生存及其差异情况。第二是不同国家和地区（或者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人口的生存研究。通过相关的生存和死亡研究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人口的预期寿命作为仅有的三个指标之一被联合国纳入了人类发展综合指标，以客观衡量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情况。第三是按其他维度划分的人群的生存研究。按照性别、民族、婚姻状态、职业、教育等具有代表性和显著特征的人群的生存研究，通常关注这些不同维度下人群的生存和发展情况，以研究和揭示其生存与发展等问题（曾毅，1987；蒋正华，1990；李世红、黄荣清，1999）。

从生存研究的步骤看，首先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论证，说明研究的人口群体具有研究的价值，即该群体需要达到一定的人口规模，具有一定的特征，与其他群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也就是说，由于生存研究对所需要的基本材料和数据要求较高，获得相关数据的成本也较大，并不是任意群体都能够进行人口学的生存研究，因此在对特殊群体进行生存研究前，需要对该群体的态势、结构、特征、成因等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分析，说明对该群体进行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对其进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进行人口学的生存分析和后续基于生存分析的拓展研究。

从生存研究的基本方法看，最基础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构建人口的生命表。生命表方法最初源于死亡分析，如果从与人口死亡情况的反方向考虑人口的生存（留存）情况，死亡分析也可以称为生存分析，因此生命表也可以称为死亡表。在随后的发展中，生命表被广泛应用于诸多人口和社会现象的研究之中，比如，婚姻、生育、迁移、人口动态和发展等，成为人口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并主要运用在人口的生存研究中。

生命表的基本概念源于队列分析，但同样可以借助假想队列而应用在时期分析中。队列生命表分析是对同一批人从出生（或结婚等其他作为队列起始点的初始人口事件）开始，到死亡（或其他相应的退出初始状态的人口事件）的人口过程的定量描述与概括，其所用的原始数据是该队列的纵向追踪记录。时期生命表的构造方法与队列生命表完全一样，但所用数据却是相应于某一时点，包括许多队列的横断面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假想队列的方法，即假定一批人按观察到的时期人口事件的年龄别发生率度过一生，从而计算出一些具有概括性、更能鲜明生动地反映该时期的人口过程的水平与特征的综合指标（郭志刚，2008；王广州、胡耀岭，2011）。

综上，生活状况的生存研究以分析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特征、现状和成因为基础，以构建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生命表为大龄未婚男性生存研究的核心，详细考察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生存水平、生存模式和家庭生命周期，对中国性别失衡背景下的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进行系统性的人口学生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