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歐文·華萊士是一位值得全球讀者尊敬的世界文學大家。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時間是一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當我不經意地翻閱過去幾天的《參考消息》時，該報七月二十日第三版左上角的一則標題令我怦然心動，那上面寫著「偉大的小說家歐文·華萊士」。這樣一種往往是對非凡人物的一生作出終身評語的措辭，立刻使我心頭蒙上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迫不及待地看下去：「合眾國際社洛杉磯六月三十日電，作品暢銷世界的美國小說家、電影編劇歐文·華萊士於六月二十九日因胰腺癌病故，終年七十四歲。」這則消息來得那麼出乎意料，那麼猝不及防，致使我怔怔地跌坐在那裡，心中一片茫然。當我回過神來，才覺出難抑的震撼和悲愴。最終，發出了一聲傷歎：「偉大的華萊士走了，中國人民的真正朋友就這樣永遠離去了！」我立即發去了唁電。一年後，我終於有機會訪問美國，來到從未晤面的華氏在洛杉磯的家中時，我的眼睛再次模糊了。因為他生前很希望我們能見面暢談，所以我見到華的妻子西爾維亞時的第一句話便是「我來晚了」。當西爾維亞將華萊士紀念會上的全套錄音帶送給我作為對華氏的永久紀念時，我發現她的眼睛也濕潤了。一時無言的相向，凝注著中美兩地作家之間的真誠友誼。是的，真誠發自內心，友誼哪分國度？彼此的感情是有歷史淵源的。我對華氏的特別感佩和懷念之處，細想之下，當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其一，華氏本身確實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其二，華氏作為一位外國人，在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期，不顧自身安危，親臨日本和中國的日本佔領區，實地調查日寇的侵華罪行並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法西斯本質，用手中的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正義事業，真正體現了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和戰鬥友情。

在此首先介紹一下華萊士的人生簡歷。

歐文·華萊士一九一六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的芝加哥。其父亞歷克斯·華萊欽斯基，原籍俄國瓦西洛斯科，一九○六年移民去美國。在辦理移民手續時，美國移民局的一個不耐心的官員嫌他的姓氏長，便把他的姓縮為華萊士。其母納麗芙卡，也是俄國人，一九○七年移民去美，與華萊欽斯基相識後於一九一三年結婚，生下一子一女，其子便是歐文·華萊士。

華萊士自小聰慧過人，興趣廣泛，尤其在讀書寫作和講演方面，頗賦天才之質。高中時就曾擔任過週報主編，十七歲時參加美國全國寫作比賽，因其最佳故事創作《舞台上的兇殺案》獲國家金杯獎。後來又代表基諾沙高中與全國三千名高中的青少年一起進行寫作比賽，榮獲全美故事創作第一名。他才思敏捷，曾獲威斯康星州辯論會冠軍。其後，他又奮力於雜誌寫作，先後曾在美國最有影響的Reader’s Digest,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 Saturday Review, Pageant, Liberty Magazine等雜誌刊文及小說五百餘篇，名氣漸赫。為荷里活寫過近十年的電影劇本後全力投入了文學創作之中，共出版了三十三部長篇小說和傳記文學。他的長篇小說幾乎部部都是暢銷書。據商業銷量的不完全統計，他的作品已銷售逾三億冊，地球上幾乎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出過他的書，在西方成為除了《聖經》之外發行量最多的作品。一九八二年Saturday Review將他列為世界五大暢銷書作家之一，並且發表了他的傳略，可謂名聞遐邇，譽滿全球了。而在美國，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進入了他的讀者群行列。他的長篇小說《洛杉磯的女人們》（The Chapman Report）一九六○年出版時，第一天就收到一萬二千份訂單，創造了圖書日訂量的奇跡。就在有人對此書提出異議時，成為美國人夢中偶像的美麗的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宣佈此書為她最愛讀的書，於是二十家外國出版商購買了翻譯版權。特列以下幾件事可資證明：一九六四年，他想寫一本黑人當選美國總統的書，為寫得真切，竟異想天開地向總統秘書提出到白宮體驗當總統的生活。那位秘書聽後大笑：「怎麼，真的想當總統？」誰知白宮最後竟答應下來。華氏體驗了十天「總統」生活後，動手寫了後來命名為《大丈夫》（The Man）的長篇小說並獲得巨大成功。十天之後，他被邀陪同到休斯敦和達拉斯去作甘迺迪的第二任總統演說，華氏認為此行與寫書無關，便婉辭了。誰知就在去達拉斯的途中，甘迺迪遭暗殺，隨行人員亦有傷亡，華氏造化大，冥冥中躲過一劫。一九六五年，他對外只報了三本還未動手寫的小說的名字，三家出版社竟以一百五十萬美元買去了出版權，隨之，製片商也以一百多萬美元預買了製片權，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也許人們不太知道，華氏的女兒艾米竟因其父之盛名，成了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總統的第五代「擊頂（拍頭）傳人」。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喬治·華盛頓曾在年輕的作家華盛頓·歐文頭頂上拍了一掌作為他的傳人。華盛頓·歐文老來時，又把這一掌拍在出版家喬治·普特南頭上。普特南年紀大了，又將傳代之掌傳給了艾倫·內文斯。內文斯在華萊士家作客時，又代表華盛頓把這一傳代之掌拍在了華氏十歲的女兒艾米的頭上。艾米成為第五代美國國父華盛頓傳人十分激動，一週內拒絕洗頭。

作為作家，華氏的偉大之處，並不僅在於他創造了文學史上的奇跡和在世界讀者群中的影響，而更在於他的創作立意和寫作對象。在他的二千多萬字的絕大多數的作品中，他把寫作的對象一開始就定在全美乃至全球的人群上，他的創作立意並非像通常作家所喜歡的人生悲喜劇、宦海無常、男女情愛、遺產紛爭、世仇兇殺等題材，而是全美、全人類所共同關心和關注的大情勢大事件。他用文學的形式不倦地探索並大膽觸及世界的焦點問題。如意在消除種族歧視的《大丈夫》；事關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兩強爭霸的《第二夫人》（The Second Lady）；防範人類自身毀滅的《核風雲》（The Plot）；告誡世人警惕法西斯復活的《第七個秘密》（The Seventh Secret）；客觀唯物的探索宗教及聖靈信仰的《混沌天書》（The Word）和《聖地魍魎》（The Miracle）；揭露無孔不入的情報局涉政及虛假人權的《R密件》（The R Document）；敘錄一夫多妻制的摩門教消亡的《第二十七夫人》（The Twenty-Seventh Wife）；剖析世界上最有影響的獎項諾貝爾獎對行業發展和人生影響的《獎賞》（The Prize）；探究人類企盼長生的《威尼斯逃亡》（The Pigeon Project）；揭秘人類天性與現代文明的碰撞與優劣的《三海妖》（The Three Sirens）等等。就是作為人類共有的一面「性愛」，華氏也予以觸及和探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世界文學史上少有像華氏這樣的幾乎寫遍人類所有重大問題的作家。他的作品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國各階層人們的喜愛，並且有持久的藝術生命力，完全得益於他特有的敢於涉獵大問題，敢於描寫大場面，敢於觸及人們共同關心的焦點問題的大氣度、大功力。他畢生用文學形式對世界的正義和和平所做的不懈追求和探索，使他的創作人生具有了一種不平凡的意義，故而，人們在他去世後的紀念會上給他作出了這樣的最後評語：偉大的作家，偉大的華萊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