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漢語語音史上有三個學者決計無法繞開的語音系統，那就是《詩經》韻部系統、《切韻》音系和《中原音韻》音系，以此為標識，漢語語音史分爲上古音、中古音和近代音三大時段，現代漢語各個方言就是散佈在這個連續統上的一個一個時點，漢語普通話乃至整個官話方言處在末端，仍然是近代音語音系統的框架格局。於此可見《中原音韻》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和研究價值。

與《詩經》韻系、《切韻》和《中原音韻》相應，漢文學史上有《詩經》、唐詩和元曲。《切韻》和《中原音韻》是韻書，先秦沒有韻書，《詩經》韻系可以看作是先秦時代的韻書，只是它不是由當時人編寫，而是後人研究所得。清儒顧炎武在《音學五書》中創立了從《詩經》韻字客觀歸納韻部的方法，張惠言、張成孫父子在《諧聲譜》中將這種方法形象地命名為“絲聯繩引”，清晰地展示了操作步驟，呈現出顯著的科學性特徵，從而使清代古音學達到了中國傳統學術研究的最高峰。上古音研究給了我們這樣的啓示，清人可以根據《詩經》韻字歸納出上古音的韻部系統，我們也就可以根據唐詩、元曲的韻字歸納出中古音和近代音的韻部系統。

唐詩和元曲是當時的主流文體，其内容承載著時代的全部文化信息，其形式沉澱了當時語言的各種密碼。《切韻》是唐人寫唐詩的韻書，《中原音韻》是元人寫元曲的韻書，韻書和韻文相伴而生，相輔而行，韻文催生韻書，韻書規範韻文，韻文又推動韻書發展，《切韻》系韻書的發展歷程，就是不斷適應韻文寫作需求增字加訓、刊謬補缺的歷史。所以，將韻書和韻文結合起來進行觀察分析應該是漢語語音史研究的有效途徑。我們曾經全面整理過唐代詩文用韻，運用絲聯繩引法歸納韻部系統，並與《切韻》進行比較，發現二者有很多不同。研究者如果能對韻書和詩文用韻的異同提出合理的解釋，就會為漢語語音史的研究做出貢獻。我們2005年寫過一篇文章《韻書韻文觀照法和漢語中古音研究》（《音史新論：慶祝邵榮芬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學苑出版社），將這種方法稱作“韻書韻文觀照法”。

韻書韻文觀照法並不能適用於所有同時代的韻書和詩文用韻的研究。從漢語韻書史觀察，唐代以後許多韻書都是承襲《切韻》系韻書，不能反映語音的變化，又或者有反映實際語音的韻書卻並不為當時的詩人採用，這些情況都不能把韻書和詩文用韻互相關照進行研究，所以我們那篇文章強調韻書韻文觀照法和漢語中古音研究。顯然，另一個適用韻書韻文觀照法的，就是元曲和《中原音韻》，可以説是千年一題。李蕊博士的《元曲用韻研究》正是從此切入，將元曲和《中原音韻》互相關照進行元代斷代韻部史的研究，選題可謂獨具慧眼。

支撐一部著作的學術價值有兩塊基石，一是材料，一是邏輯。材料有問題，著述如夯未實而建樓閣，邏輯有問題，將驅南轅而馳北轍。李蕊博士在研究的過程中，高度重視這兩個問題，用功甚勤，力求保證和提升本書的學術價值。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對現有的元曲的各種選本、作家的別集、曲律、曲譜和相關論著都有深入分析，比較其優劣，擇善而從。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對雜劇部分的甄選工作。元曲有散曲和雜劇兩大宗，散曲有今人隋树森所輯的《全元散曲》搜羅宏富，校勘精審，而雜劇卻至今沒有一部總集可資參用。現存雜劇選本主要有三種。《元刊雜劇三十種》收30種，明趙琦美鈔校《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現存元雜劇92種，明臧懋循編《元曲選》收元雜劇94種，三書收錄互有參差，應該仔細比勘互補，參酌選用。但是因爲臧懋循在《寄謝在杭書》中曾說：“戲取諸雜劇為删抹蕪繁，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後人對此頗有微詞，於使用《元曲選》多有疑慮，《元曲選》的性質乃成爲戲曲史和漢語史上的一樁公案。實際上，雜劇流行民間，劇本多為坊間俗刻，從《元刊雜劇三十種》來看，錯訛甚衆，臧氏於付梓前有所校改應為情理中事。研究者應該對臧懋循改元本的情況進行調查研究，以定取捨。《元曲選》中不見另兩個選本的元雜劇有33種之多，本書進行韻部史斷代研究，理應窮盡全部元曲材料，若棄《元曲選》不用，效度會大打折扣，若直接採信，信度必然招致質疑。《元刊雜劇三十種》與《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相重10種，與《元曲選》相重13種；脈望館本與《元曲選》相重47種，三本都收的7種，用集合論的術語說就是三個選本或兩兩之間的交集。本書對這些相重曲目的曲文特别是韻字的異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統計數據表明，交集中兩本不同的韻字所佔的比例，元本與《元曲選》之間為26.7%，與脈望館本之間為15.3%，而《元曲選》與脈望館本之間為13.8%，三本大同小異，脈望館本介於元本和《元曲選》之間而更近於元本。作者更進一步指出，不同版本間韻字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同一韻部的内部差異，三本的音韻系統是一致的。根據這些認識，本書按照元本＞脈望館本＞《元曲選》的優選順序，甄選雜劇160種，大大擴充了研究材料。

我們認爲，這種處理有翔實的數據和精密的分析的支持，審慎而恰適，保證了材料的信度和效度，並加深了我們對《元曲選》的性質的了解，足供學者參考。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說，至少從語音史的角度看，臧懋循對元雜劇韻字的修訂深合音理，説明作爲一位戲曲專家，臧氏熟諳曲律，對雜劇文本的校理有著必要的法度規矩。

再説邏輯。本書的骨架是使用絲聯繩引法從元曲韻字歸納韻部。絲聯繩引法和反切系聯法是清儒創立的兩種最爲成熟的音韻學研究方法，也是迄今學者使用最爲廣泛、最基本的音韻學研究方法。陳澧對反切系聯法的原理做過明晰的闡述，他在《切韻考·條例》中說：

切語之法，以二字為一字之音，上字與所切之字雙聲，下字與所切之字疊韻。……今考切語之法，皆由此而明之。切語上字與所切之字為雙聲，則切語上字同用者、互用者、遞用者，聲必同類也。同用者如冬，都宗切；當，都郎切：同用都字也。互用者如當，都郎切；都，當孤切：都當二字互用也。遞用者如冬，都宗切；都，當孤切：冬字用都字，都字用當字也。……切語下字與所切之字為疊韻，則切語下字同用者、互用者、遞用者，韻必同類也。同用者如東，德紅切；公，古紅切：同用紅字也。互用者如公，古紅切；紅，戶公切：紅公二字互用也。遞用者，東，德紅切；紅，戶公切：東字用紅字，紅字用公字也。

這是中國古代學术史上對方法論的最精辟的論述。從邏輯學的觀點看，反切系聯法的原理是典型的三段論推理，按大前提、小前提、結論的順序和格式有清晰的表述。例如，用現代漢語表述，切語上字同用條例是：

被切字與反切上字聲母相同

被切字“冬”的反切上字是“都”

所以“冬”與“都”聲母相同

同理，被切字“當”也與反切上字“都”的聲母相同。因爲“冬”與“都”聲母相同，並且“當”也與“都”聲母相同，所以“冬”與“當”聲母相同。這裏，“冬”是《廣韻·二沃》“篤”小韻的反切上字，“篤”小韻只有一個字；“當”是《十一模》“都”小韻等9個小韻的反切上字，僅“都”小韻就有7個字。在系聯之前，隱含有“篤”的聲母與“冬”相同；“都”等9個小韻幾十個字的聲母與“當”相同。“冬”“當”系聯以後，又隱含“篤”“都”等10個小韻幾十個字的聲母相同。這些隱含的推理以及上面關於“冬”與“當”聲母相同的判斷，從關係邏輯的角度看，應該都是對稱性、傳遞性或自反性關係運算的結果。其他切語上字互用、遞用和切語下字同用、互用、遞用幾種條例皆可如此分析，不煩一一列舉。由此可見，反切系聯法雖然是中國古代所創立，卻與現代邏輯學相契合，具有鮮明的科學特徵。

我們之所以對反切系聯法的邏輯特性進行細密的分析，是因爲反切系聯法的這些性質是承襲自絲聯繩引法。有學者指出，陳澧在撰作《切韻考》之前極有可能曾見過張惠言、張成孫父子的《諧聲譜》的稿本，受到啓發而創立反切系聯法。無論這種説法是否可信，反切系聯法與絲聯繩引法神髓相通、性質相同是毫無疑問的。下面是清張惠言、張成孫父子對絲聯繩引法的說解：

先君子箸論五首，以發諧聲之理，成孫謹注。……余既以《詩》韻絲聯繩引，較其部分。成孫案：絲連繩引者，意謂如由“中”而得“宮躬降”，復由“宮”而得“蟲宗”，復由“降”而得“螽忡”等字，是也。故今表《詩》韻，即以名之。（《諧聲譜》卷二《論》）

表惟取其聯引處，如“中”始見於《采蘩》，故以聯引得“宮”；又見《式微》，以聯“躬”；又見《旱麓》，以聯“降”；若《桑中》、《定之方中》，亦見“中、宮”字，不復贅也。若欲《詩》凡幾見，自可于《詩韻》得之。（《諧聲譜》卷五十《表例》）

他們所說的“中”“宮”等字的聯引見《諧聲譜》卷二十三《絲聯繩引表·中部第一》，為便於觀察，我們添加了列綫：

表分4列。首列為主聯字，第三列為被聯字，第二列即“聯引處”，第四列為除聯引處外其他韻次。如“中”首見於《采蘩》二章，又見於《式微》二章，《桑中》一章、二章、三章等，共7韻次，分別與“宮”“躬”“降”押韻；“宮”6韻次，在《采蘩》二章與“中”押韻，是被聯字，在《雲漢》二章與“蟲”“宗”押韻，是主聯字，“蟲”3韻次，“宗”2韻次。表中沒有列出韻段，展示的是絲聯繩引的過程。例如《大雅·蕩之什·雲漢》二章韻“蟲宮宗躬”，4字組成一個韻段。《詩經》這些韻段，卷四三、四四《毛詩韻》中集中收列，這是音韻學韻譜的一般體制。此表則4字分置不同“聯引處”，次序也與原詩不同。不僅基本單位由韻段改爲韻次，而且韻次也只標擧聯引處的，其他“不復贅也”，需要讀者根據表中第四列自行查檢《毛詩韻》。這實在是中國古代學術史上對研究方法的最抽象的表述。張氏父子略去了一切重復、冗餘的信息，精煉而清晰地展示了絲聯繩引的每一具體步驟，步驟具體即可操作，可操作即可重復，可重復即可檢驗。可操作、可重復、可檢驗正是科學方法的必具之特徵。

如果套用反切系聯法同用、互用、遞用條例，“中”聯“宮”，“宮”聯“蟲，這是遞聯；但也可以說是“中”聯“宮”，“蟲”聯“宮，這是同聯；表中“中”聯“躬”，《式微》二章：“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應該是“躬”聯“中”，這也可以説是互聯。可以看出，互聯、遞聯都是同聯。這是因爲反切系聯處理的是被切字與反切上字或下字，是二維結構，絲聯繩引處理的是韻段，是綫性結構。可見陳澧即使參考了《諧聲譜》，也根據反切的特點另創條例，有所發展。對這兩種研究方法的說解，陳澧重在原理的闡述，張氏父子重在操作的推演，而操作步驟的先後排次即蘊含其邏輯原理。如果仿照上面對反切系聯法原理的現代闡釋，絲聯繩引法的原理可以表述如下：

互相押韻的字韻相同

“中”與“宮”互相押韻

所以“中”與“宮”韻相同

不同韻段的韻字的聯引，就是現代邏輯的關係運算。所謂“韻”，指韻腹和韻尾，如果是唐詩，“韻”還包括聲調，《詩經》和元曲“韻”不包括聲調，準確地說，應該是“部”。

通過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出，與中國古代學術佔統治地位的歸納方法不同，絲聯繩引如同反切系聯，是一種演繹推理，自然具有邏輯的合理性。

本書材料扎實，方法科學，具有天然的邏輯性，是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清代古音學使用絲聯繩引法整理先秦兩漢詩文韻部的工作，是所謂“朴學”。從選題、材料和方法看，本書顯然繼承了朴學的傳統，但本書窮盡處理有元一代全部曲韻，包括雜劇160種、散曲4289首其中小令3887首、套數402套，共計13276支曲子，如此龐大的海量數據，傳統的手動工作，是極難處理的。本書作者採用計算機輔助研究〔（Computer Assisted Research，CAR）〕，很好地完成了研究計劃，這也是本書值得注意的顯著特點。

十幾年前，有朋友索要整理韻部的程序，我給了他源代碼；過兩年，這位朋友又派人來要程序，我又給了來人源代碼；再過兩年，朋友再次托人來要程序。這應該代表相當多的人的看法，以爲有一個軟件，載入文本，按下“確定”，立即OK。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解。學術研究是人類最高級的思維活動，精細而複雜，有著許多未知變數，不可能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模式，也就不可能有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軟件可以完成各種不同的研究任務。計算機輔助研究仍然還是學術研究，凡手動研究所遇到的問題都會遇到，凡手動研究所要做的事情都必須做。如本書諸如遍歷元曲文本，摘錄韻字，關聯音韻地位，絲聯繩引，判斷同用或合韻，歸納韻部，統計排序等等，研究者首先必須將手動工作的每一步驟按順序排定，不能缺漏也不能增衍，不能顛倒也不能走錯方向。其中還包括手動工作時不會注意的細節，例如上面討論的反切材料宏富，之前的同音韻字系聯為小韻，反切上字或下字相同的小韻提取反切用字。因爲分排小韻是韻書作者的工作，上下字的提取是反切系聯默認的先期工作，手動系聯可以在此基礎上直接往下進行，計算機就必須從頭系聯，絕不可跳過前兩個步驟。然後必須將人腦進行思維的自然語言轉化成電腦的機器語言，將每一操作步驟轉化為給計算機的一系列指令，這就是程序代碼。計算機運行代碼，按指令返回結果，必然和偶然，規律和例外，通例和特例，一視同仁，混而不分。這時研究者就必須進行人工干預，對運算結果進行分析，再修改代碼，調試排錯，讓計算機再一次處理材料，剔除特例和例外。專家不斷地發現問題，修改代碼，計算機不斷地按照人的指令解決問題，如此人機互動，反復運作，直至最終得出預期的結果。所謂“源代碼”，是進行此研究調試通過，運行成功的計算機程序。學者如獲得“源代碼”，首先必須讀懂代碼，按自己的研究需求修改代碼，才能用於彼研究，研究過程中還要不斷修改調試代碼，才能完成研究。

計算機輔助研究實質上是基於個人電腦的面向學科本體的專家研究工作，要求研究者必須既具備深厚的專業素養，也具備廣泛的計算機科學知識。從《元曲的計算機處理》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本書的研究涉及到漢語信息和文本處理、全文檢索、關係數據庫、XML（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可擴展標記語言）、計算機編程等許多方面，每一種的内容都廣泛而複雜，如何從中選取合適的技術為己所用，需要敏銳的眼光，準確的判斷和對計算機技術的深入了解。我們可以以韻字的摘錄為例加以説明。韻字是組成韻部的細胞，從文本中識別韻字，提取出來，絲聯繩引才有對象。計算機是不懂自然語言的，要從文本中提取信息，必須要有形式標記。《詩經》和唐詩韻字有固定的位置，可以作爲標記，但是元曲由於有襯字，即使是同一個曲牌韻字位置也不同，需要人工添加標記。十幾年前，國内存在多種功能有限的標記方法，標準不一，各行其是，卻很少有人知道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萬維網聯盟）已經公佈了標記語言的國際規範XML。李蕊博士開始著手元曲用韻研究的時候，就選定XML，不能不說慧眼獨具。做過中文標記工作的人都知道，那實在是一件十分繁重而瑣細的勞動密集型工作，而從元曲文本中判識韻字，毫無疑問是一件知識密集型工作。

可見，朴學的傳統、科學的精神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是本書的鮮明特色，我想，也是信息時代學術研究發展的方向。

本書聯引元曲用韻為十九部。這與我們研究隋唐五代語音史的結果不同，隋唐詩文用韻與《切韻》有很多差異，而元曲韻部卻與《中原音韻》相同，但這兩種情況在漢語語音史上都有其學術價值。本書是首部元代斷代韻部史的專著，十九部是客觀歸納科學研究的結果，數據精準，足可取信。本書韻譜所收韻字有841字不見於《中原音韻》；“瓊貞他氛”等37字分屬兩或三部，《中原音韻》漏收又音；“底媸蚩徙塞”5字，《中原音韻》錯收。這些都可以為《中原音韻》刊謬補缺。更可重視的是本書的韻譜部分，其中分列獨用、同用、通用、混用四類各種韻例，標明《廣韻》歸韻以及此韻例所含的韻段數，各韻例下詳盡排次韻段，並註明元曲體裁、作者和曲文名稱，便於研究者檢尋查閲。如此豐富的學術信息，是《中原音韻》無法提供的。

回到韻書韻文觀照法，本書的成果對《中原音韻》的研究提供的參考價值，書中《元曲用韻與〈中原音韻〉比較研究》部分有專門討論，可以參看。我們想著重指出以下幾點。

上面我們曾揭示絲聯繩引法蘊含的邏輯推理，實際上那個三段論的大前提是有問題的，因爲不同韻部可以通押合韻。所以，絲聯繩引法的原理應該修訂為：

互相押韻的字一般韻相同，少數韻相近

甲字與乙字互相押韻

所以甲字與乙字極可能韻相同，也可能韻相近

韻相同可以聯引，韻相近是合韻，不能聯引。韻文韻部的邊界是模糊的，不像韻書韻部那樣一刀切，韻文韻部是真實的，韻書韻部是一種理想的規範，若要了解漢語韻部史的真相，必須重視韻文韻部的觀察分析，而韻文韻部的研究首先必須判識剔除合韻，否則絲聯繩引的結果勢必只有一個韻部。在古音學史上，合韻是一個令人困擾的問題，學者或以爲無韻，或以爲是方音，直到段玉裁才指出這是合韻，並提出處理合韻，劃分韻部的設想。他在《六書音均表·詩經韻分十七部表》中說：

凡與今韻異部者，古本音也。其於古本音有齟齬不合者，古合韻也。本音之謹嚴，如唐宋人守官韻，合韻之通變，如唐宋詩用通韻。不以本音蔑合韻，不以合韻惑本音，三代之韻昭昭矣。

但這只是一個原則，並沒有給出方法。古本音、古合韻其實都是處在兩個韻部交叉處的灰色部分，在此部為本音，在彼部即為合韻。例如《六書音均表》中，“久”在第一部（之部）五見是古本音，在第三部（幽部）四見是古合韻。另外，從宋人開始，先秦古韻部目的次序，就是沿用《廣韻》或《禮部韻略》，僅為標目，別無深意。段玉裁開始將十七部分爲六類重新排序。《六書音均表·古十七部合用類分表》說：“今韻二百六部，始‘東’終‘乏’。以古韻分之，得十有七部，循其條理，以‘之咍職德’爲建首。”段氏調整部次的根據是“音近”。《古合韻次弟近遠說》曰：“合韻以十七部次弟分爲六類求之。同類爲近，異類爲遠。非同類而次弟相附爲近，次弟相隔爲遠。”段氏的辦法注重學理，以部類的遠近反映語音的親疏，對於古音的構擬頗具參考價值，在音韻學方法論上是一大貢獻。

韻部的劃分和排次都與合韻相關，《六書音均表》雖説都有專門的章節討論，但缺乏具體而精確的數據，讀者要想了解詳情，必須自行看《詩經韻分十七部表》和《羣經韻分十七部表》的《古合韻》部分進行查點。合韻涉及韻部閒的關係，是二維結構，古人還沒有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也沒有一種合適的學術話語表述自己的研究思想。對於古音學，段玉裁提出“同聲必同部”的標準來判識合韻，他在《六書音均表·古諧聲偏旁分部互用說》中說：“諧聲偏旁分別部居……閒有不合者，如‘’字‘求’聲而在弟一部，‘朝’字‘舟’聲而在弟二部……此類甚多，即合韻之理也。”如上舉“久”字例，《詩經韻分十七部表·弟三部》“久”在《古合韻》，曰：“本音在弟一部。《詩》三見，《易》二見。而《臨·彖傳》韻‘道’，《乾·象傳》韻‘道咎造首’，《大過·象傳》韻‘醜咎”，《離·象傳》韻‘咎道’，凡四見，此古合韻也。聲音之道，隨時變遷，孔子贊《易》時與三百篇音韻稍異，是以一‘久’字而同《詩》者二見，異《詩》者四見也。”《弟一部》在《古本音》，曰：“‘久’聲在此部。《詩·旄丘》、《六月》、《蓼莪》三見，《易》二見。”同為《周易大傳》用韻，二見為本音，四見為合韻，如果沒有“久”聲在第一部的理由，是很難取信於人的。對於唐詩、元曲用韻的研究，諧聲偏旁顯然與分部不能互用，合韻成了棘手的問題，往往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同樣，如同絲聯繩引法，反切系聯法的三段論的大前提也不應該是全稱判斷。因爲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總會有例外，即使陳澧另行製定了補充條例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反切和押韻都是大量重復的隨機數据，又切將不同的聲類或韻類連成一片，合韻將不同的韻部連成一片，這是典型的離散量，只有依賴離散數學的理論和方法才能對其結構和關係作出科學的分析和描寫。

直到兩百年後，陸志韋於1939年發表《證〈廣韻〉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25期），才將概率論的數學方法引入音韻學，以統計濟反切系聯之窮。其原理是根據大數定律（Law of Large Mumbers），兩個音類即使沒有關係，其元素也可以隨機相逢，這個理論概率稱爲幾遇數，以之爲座標取上下限，實際相逢數低於下限應該分，高於上限則應該合；在上下限之間的是小數據，可以根據假設檢驗（Hypothesis Testing）決定分合。此後，陸氏又連續發表《唐五代韻書跋》（《燕京學報》26期，1939年）、《〈說文〉〈廣韻〉中間聲類轉變的大勢》（《燕京學報》28期，1940年）和《古音說略》（《燕京學報》專號之20，1947年）力加倡導。美國學者白一平（William H. Baxte）1985年發表Old Chinese *-u and *-iw in the SHI-JING（馮蒸譯為《漢語上古音的*-u和*-iw在〈詩經〉中的反映》，《漢語音韻學論文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將統計方法用於詩文韻部研究，並使用X²假設檢驗（卡方檢驗）討論上古幽部內部的用韻。朱曉農1989年《北宋中原韻辙考》（（语文出版社）提出了另一個假設檢驗方法——t分佈檢驗。魏慧斌2004年在博士論文《宋詞用韻研究》（陝西出版集團、陝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將統計單位的記數由馬爾可夫鏈（Markov Chain）修訂為組合，更準確地反映了押韻的性質。本書擇善而從，使用數理統計法劃分十九韻部，真實地反映出元曲用韻的實際狀態。《中原音韻》語音系統已經與《廣韻》根本不同，但《中原音韻》十九部從“東鍾”到“廉纖”，部目和部次仍然未脫《廣韻》之窠臼。本書計算各個韻部之間的離合指數，對元曲韻部之間的親疏關係進行了深入討論，對十九部重新進行排序。本書對元曲韻部的劃分和排次，科學而合理地處理了合韻，有精確的數據支持，深具學理，足可為《中原音韻》研究之參考。詩文用韻的統計工作數據龐大，步驟複雜，計算煩難，麥耘和麥廣煒爲此專門開發了“古代韻文材料的數理統計”的應用軟件，是計算機輔助研究的重要成果。軟件的功能是數理統計和假設檢驗，需要用戶填入原始數據。手動搜集整理數據的工作極其繁重而瑣細，而且情況多變，需要隨時作出反應，進行調整，正如上面我們指出的，如果利用計算機輔助研究，需要研究者自行編製程序。李蕊博士在進行研究時編寫代碼，對元曲用韻的數據進行檢索、分類、點數、計算、導入，直到最後完成統計，輸出結果。這些工作值得重視，反映了音韻學統計法的最新發展。

《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和入聲問題，學界觀點分歧，久爭未決。本書的研究成果可以為這兩個老大難的問題提供新的材料和觀點，這也是韻書韻文觀照法的好例證。

《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主要有大都、河洛、通語三說，還有指定為某省某縣的。元代北曲作家的分佈，主要集中在浙江、大都、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本書分地域進行分析比較，發現這些不同地區的作家群用韻都與《中原音韻》高度一致，通押和出韻現象也彼此相同。通押的比例非常小，主要出現在東鍾與庚青，侵尋與真文，監咸與寒山，廉纖與先天，支思與齊微，尤侯與魚模之間，都發生在語音相近的韻部之間，正是近代音朝現代漢語語音演變的先兆。出韻現象更爲罕見，而且絕大多数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不同地區的曲家用韻如此一致，說明當時的作家創作戲曲並非各據方音，而應該是使用一種當時通行全國的通語，也就是所謂“官話”。從邏輯上看，要想根據某些語音現象認定古代音韻文獻的語音基礎是某方言，必須證明其他方言都沒有這些語音現象，這在手動研究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即所謂“說有容易說無難”。本書借助計算機輔助研究，得以窮盡元曲所有材料，使用數理統計方法，數據科學而精確，無論說有說無都足可採信。《中原音韻》成書於元泰定甲子（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周德清自序說“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紳及閭閻，歌詠者衆。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製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可見其時元代戲曲已過鼎盛之期，《中原音韻》與元曲用韻若合符節，無疑是因爲韻書忠實地反映了韻文的用韻，而不可能是韻文遵照韻書用韻。本書的結論對《中原音韻》的語音基礎是通語的意見是有力的支持。

周德清在《正語作詞起例》中指出：“平、上、去、入四聲，《音韻》無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前輩佳作中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今撮其同聲，或有未當，與我同志，改而正諸。”並在《中原音韻》正文中詳細列出中古入聲字的具體分派。據統計，周德清“入派三聲”的規律基本上為：全濁入聲字歸入平聲、次濁入聲字歸入去聲、清入聲字則歸入上聲。對此，學術界有很多討論，質疑周氏對入聲歸派合理性的聲音不斷，“入派三聲”尤其是古清入聲字的歸派問題成為《中原音韻》研究的又一個焦點和難點。本書對存世元曲中所有入韻的入聲字進行了窮盡式的觀察分析，通過排比相同曲牌曲子確定古入聲字在元曲中的聲調。調查的結果是：全元曲入韻字中共有614個中古入聲字，其中中全濁入聲字97.6%派入平聲、次濁入聲字89.5%派入去聲，與《中原音韻》的歸派比例（90.6%、96.9%）大致相當；古清入聲字38.2%派入平聲、33.5%派入上聲、28.3%派入去聲，而《中原音韻》中92.4%的古清入聲字都派入上聲。作者認為差異主要原因是北曲中存在“平上混用”、“上去不分”的格律，單純從北曲的用韻歸納出的清入聲的聲調還不能完全反映清入聲的實際歸派。本書的工作正填補了周德清“前輩佳作中備載明白，但未有以集之者”的遺憾。雖然這個問題的最終解決尚待更多材料的挖掘，本書所提供的翔實的數據無疑具有參考價值。

我們曾長期與李蕊博士在一個課題組一起工作，對她的研究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她的著作出版之際，我們想指出以上一些地方，希望讀者予以關注。當然，本書也存在不足之處，也希望讀者不吝批評指正，我想李蕊博士對此應該是非常歡迎的。

尉遲治平

2015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