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劳动力流动的发端与发展

由于上述劳动政策各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一旦改革开始进行，这些旧体制便逐一被突破，传统劳动政策的改革就开始了。因此，劳动力流动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同时它也不断推进着改革的进程。

一 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改革历程

1978年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使农户成为他们边际劳动努力的剩余索取者，从而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因平均分配原则而长期解决不了的激励问题。^[3]与此同时，政府开始对价格进行改革，诱导农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在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后，非农产业活动更高的报酬吸引劳动力转移，从而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原来主要集中在农业的劳动力开始向农村非农产业、小城镇甚至大中城市流动。^[4]

由于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尚未拆除，以及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政策引导，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劳动力转移，以从农业向农村非农产业转移为主，主要是在乡镇企业中就业，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此外，在改革之初，城市经济改革尚未开始，家庭承包制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还不能向城市转移，所以便与农业中积累起来的剩余资本结合起来，以社区性的乡镇企业形式开始了独特的农村工业化。例如，1980年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比重仅占3%，到1985年便一跃达到18%。

随着来自国有企业、三资企业，以及私人企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乡镇企业感到巨大的压力，认为必须提高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因而乡镇企业资本增加的速度逐渐加快，吸纳劳动力的速度相应减缓。农村劳动力面临着越来越强烈的跨地区转移的压力。

各种制度障碍的逐渐拆除是劳动力实现转移的关键。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逐步解除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随着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渠道日益狭窄，1983年政府开始允许农民从事农产品的长途贩运和自销，第一次给予农民异地经营以合法性。1984年政府进一步放松对劳动力流动的控制，甚至鼓励劳动力到邻近小城镇打工。而到1988年，中央政府则开了先例，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入城市务工经商。

到20世纪90年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适当放宽对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也就意味着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例如，许多各种规模的城市很早就实行了所谓的“蓝印户口”制度，把绝对的户籍控制变为选择性的接受。这也是一种进步。此外，1998年公安部对若干种人群开放了进入城市的绿灯。例如，子女可以随父母任何一方进行户籍登记，长期两地分居的夫妻可以调动到一起并得以转换户籍，老人可以随子女而获得城市户口，等等。虽然其执行在一些大城市遇到阻力，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层次上，为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据。

城市福利制度的改革也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创造了制度环境。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步进行的城市经济改革，如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粮食定量供给制度的改革，以及住房分配制度、医疗制度和就业制度的改革，都降低了农民向城市流动并且居住下来和寻找工作的成本。

二 劳动力流动规模与范围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政策的改革，一方面推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另一方面又使这种转移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的循环流动状态，即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在中国，这些人被称作流动人口。

首先，我们来观察劳动力迁移的规模。关于中国迁移人口的数量，由于对外出的时间以及范围定义未统一，不同来源的估计不尽一致，^[5]但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此仅列出几个较为全面的统计调查数据，以反映劳动力流动的大致规模。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实施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1997—2000年，调查农户中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8.1%上升至23.6%。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公布的数据，乡村劳动力为47962万人，由此推算出2000年外出劳动力的总规模为11319万人。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提供了关于常住人口信息最全面的数据。根据人口普查表长表9.5%的抽样资料，迁移人口数量为1246万人。由此推算，全国总迁移人口应为13116万人，其中省内迁移为9724万人，跨省迁移为3392万人。在省内迁移人口中，52%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迁移人口中，78%为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全国大约有7600万名农村劳动力处于流动状态中。

2002年年底，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委托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其遍布全国的319个观察点村、2万多个农户2002年劳动力外出就业的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并以此推算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变化。被调查的319个村2万多个农户，2001年有农村人口82869人，农村劳动力52407人，到乡以外就业的劳动力（包括一直在外打工未回家的劳动力）10151人，其中初次外出的劳动力占21.73%。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19.37%，比上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

综合不同的数据来源，我们可以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做出这样一个总体判断：长期和短期流动劳动力之和，大约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5到1/4，而且这种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范围，仍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劳动力迁移的地区分布与地区发展状况密切相关。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同时，要素市场发育以及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提高，对地区经济增长越来越起着主导作用。东部地区不仅对外开放时间早，而且市场发育迅速，较高的市场化水平不断消除了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以至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吸纳地区。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流动，反过来也推动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改善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利用第四次、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及1987年和199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表1.1显示了人口迁移空间分布状况的长期变化。在1987—2000年期间，人口迁移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地区内部迁移（其中主要是省内迁移）比例始终高于地区间的迁移比例。迁移研究已经表明“距离”对迁移决策有明显的影响，距离越远，劳动力市场的信息越不易传递，文化差异也更大，而且迁移者需付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心理成本。所以，距离成为迁移决策的负面影响因素。普查和抽样调查资料所揭示的特点与迁移理论也是一致的。

表1.1 1987—2000年全部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

续表

但是，从表1.1也可以看出，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迁移比例随着时间不断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提高，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中西部地区正好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地区内部迁移比例趋于下降，中部向西部、西部向中部的迁移比例也在下降，而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入的比例不断上升。

当我们描述跨省迁移的流向时，其主要以东部地区为迁移目的地的倾向就更加明显了。表1.2给出了三类地区跨省迁移比例的空间交叉分布。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近65%集中在东部其他各省（市），中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84%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跨省迁移超过68%集中在东部地区。从时间趋势上看，1987—2000年，东部地区内部跨省迁移比例上升了近15%，而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比例上升将近24%，后者比前者高出9个百分点。

表1.2 1987—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的地区分布

续表

由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中国各省区之间的迁移人口数量也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步伐更为迅速，劳动力的需求也更大，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动力也就更明显。图1.1给出的是按人均GDP排序的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口迁入率，即迁入该省的人口与该省总人口的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各省区迁入率差异很大，人均GDP越高的省区，迁入率也越高，二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北京、广东和上海等省市是全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的迁入率也最高，成为对流动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地区。相形之下，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省份，就无法形成大的劳动力需求，其人口的迁入率也较低。^[6]

图1.1 按人均GDP排序的各省迁入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数据计算。

三 迁移者的个体特征

研究迁移者的个体特征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迁移的总体状况。例如，迁移者的年龄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和迁移的主要动机有很大关系。在发达国家，迁移在各个年龄组都可能发生。例如在美国，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可能追逐硅谷的新兴产业而西进，年富力强的中年教授可能因为喜好西雅图的秀丽景色而北上，而退休的老人可能因为偏爱佛罗里达的阳光而南迁。但在发展中国家，受地区间工资差异的吸引，以就业为目标的迁移构成迁移的主体。也就是说，迁移的主要动机是寻找城市的就业岗位。于是，迁移者以劳动力为主，年龄构成也就相对年轻。

我们来考察中国迁移者的性别与年龄分布。很多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研究结果表明，年轻、未婚的男性是劳动力流动的主力军。^[7]不仅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我们计算出迁移劳动力的年龄与性别构成（见图1.2）。从总体上看，16—35岁的年轻劳动力达到全部迁移人口的3/4。其中，尤以16—25岁年龄组为多，占到全部迁移人口的将近一半。年龄结构的这种分布，在男女之间差别不是很大。

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性别构成则表明，男性劳动力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农村外出的劳动力中，男性比例为52%，稍稍高于女性的比例。如果根据出发地的微观调查资料则可以发现，男性外出的比例要高出女性很多。

图1.2 农村迁移人口的年龄和性别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数据计算。

正如在许多国家都观察到的那样，与未迁移的同类人相比，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一般较高。这也是迁移选择性的结果。农村劳动力的迁移，既是一个跨地区的过程，又是一个跨部门的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还要突破一系列制度障碍。因此，人力资本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迁移结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改善当前处境的愿望比较强烈，对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更加敏感。同时，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在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更明显，从迁移中获得的收益也更大。所以，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者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

这一规律在图1.3中得到了印证。该图比较了全部迁移人口和全体人口在各个受教育阶段所占的比例。从迁移人口与全体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比较看，迁移人口中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均低于全体人口，而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所占比例均高于全体人口。很显然，迁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全体人口。

图1.3 迁移人口与全体人口（6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

值得注意的是，在具有初中教育水平的比例上，迁移人口与全体人口的差异相对较小。因此，初中教育水平在图1.3中成为两组人口比例关系逆转的分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初中仍然是社会中大多数人口的教育水平，而且就迁移者寻求就业机会而言，这个受教育程度也是比较充分的。

可以预期，随着整个社会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迁移者与其他人口教育水平的这种分界还会提高。而且，随着地区间经济差距的缩小，教育对迁移决策的影响还有可能表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即教育程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前会促进迁移决策的形成，但在越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具有更高学历的劳动力可能倾向于在本地寻求就业机会。

前面进行的是迁移人口与全体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比较。为了更清楚地观察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受教育特征，我们还可以把迁移人口分为乡城迁移者和城城迁移者，来比较他们与全体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如图1.4所示，我们看到，受过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人的比例，城城迁移者均大大高于乡城迁移者和全体人口，而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比例，城城迁移者均低于乡城迁移者和全体人口。

图1.4 各类迁移者和全体人口受教育程度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长表和《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数据计算。

可见，城城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高于乡城迁移者和全体人口。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无论是全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是迁移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都具有改变迁移人口与其他组别人口在每个教育阶段比例的效果。图1.4所揭示的情形验证了这个判断。由于存在着城乡之间在社会发展上的差距，城市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优于农村地区。当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普遍提高时，我们现在发现的城市地区之间的迁移模式可能也会在乡城迁移时发生。乡城迁移者与全体人口相比，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比例较高，而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的比例较低。概括而言，乡城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城城迁移者的受教育程度最高，乡城迁移者次之，而没有迁移的人口（以全体人口的平均水平为代表）则最低。

四 迁移者的就业情况

虽然劳动力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主体，以务工经商为原因的迁移是所有迁移的主体，但迁移人口终究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群，其迁移原因的分布也很不平衡。在15—64岁的城镇迁移人口中，因务工经商而迁移的人占了迁移总数的45.7%；因为学习培训而迁移的人口，占迁移总数的19.1%。因这两种迁移原因而迁移的人口，合计起来占了迁移人口总数的64.8%。在此之外，因工作调动、分配录用、拆迁搬家、婚姻迁入、随迁家属、投亲靠友及其他原因而迁移的人口的比例都很低，均小于8%。

迁移者就业的行业分布也有其特点，即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相对集中。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的结果看，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90%以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这种行业集中，部分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致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较低端，不得不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另外，这也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仍然非常明显，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岗位的进入障碍，因此主要就业于初级劳动力市场。

表1.3 2000年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行业分布

再来看一下迁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总体看，年龄在15—64岁的乡城迁移者，劳动参与率为71.99%，略低于城市本地居民的73.11%，城城迁移者的劳动参与率为61.23%，大大低于城市本地居民。但如果按不同标准进行分类，会发现不同年龄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着较大差异。

分年龄段看，年龄在15—19岁、55—59岁和60—64岁的迁移人口，劳动参与率高于城市本地人口。这种分布与迁移者在城市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有关。由于迁移人口在城市几乎不能获得充分的社会保障，他们在处于较低和较高年龄段时必须参加劳动，才能得到赖以生存的劳动报酬。这样，在这三个非经济活动年龄段上，迁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城市本地人口也就不难理解。处于其他年龄段的迁移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均低于城市本地人口。

从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参与率看，迁移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也有较大差异。图1.5表明，处于文盲、扫盲班、小学和初中四类受教育程度的迁移人口，劳动参与率均高于城市本地人口，而受过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育的迁移人口，劳动参与率则低于城市本地人口。也就是说，受教育较少的迁移人口，其劳动参与率相对城市本地人口较高一些；而受教育较多的迁移人口，其劳动参与率相对城市本地人口较低一些。

图1.5 分教育程度迁移人口与城市人口劳动参与率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计算。

实际上，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迁移人口，主要是农村进城的流动人口，其迁移的目的就是打工，挣取比农村更高的收入，而且没有社会保障，因此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迁移者，则主要是在城市之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进行迁移，其中许多是户口迁移，通常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所以他们的劳动参与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