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塑造出不同的思想。作为一个整体，中国人的思想无疑具有共性，我们常将其概括为中华文化或文明的基本精神，此不赘述。从个性的角度来看，中国思想界则是一个五彩斑斓，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彼此矛盾却奇妙地相互融合的万花筒。

民间信仰是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翻到一本《夷坚志》，里面的故事短小精悍，虽是神怪之事，却反映了古人三观。当时，我的导师贾二强先生开设了《太平广记》的专书讲解课程，对唐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剖析。这两个因素使我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兴趣。人的思想是最难被看透的，也是包含最广阔的。故而俗语有云：“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而信仰正是这种思想的一部分，是人们对某些事物、现象积累了相当认同度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思想，也是个体思想的凝结。

对各类神灵的信仰是一个世界性的存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依然如此。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十分丰富，甚至影响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文化时，有一个特征会经常被提到，即三教合流。在研究者视野中，儒、释、道三种思想体系构成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主要部分。在这三者中，释、道无疑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对儒家是否属于宗教信仰这一问题，目前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但至少能确定其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信仰的成分。不论其他，单单遍布于民间，以宣扬忠义思想为核心的关帝庙就能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就我早年的探索而言，这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及，但并没有特地从宗教派别的维度去理解它们。近年来，我感觉有必要对其中较为明显的宗教派别进行一些研究，以明了儒、释、道三种思想如何在民间展现。故而，在确定新的研究方向时，我选择了佛教，将其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主攻领域。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理论相对于儒道更具思辨性，是与中国固有文化不同的理论。自佛教传入后，它就与中国的政治、文化、民间信仰结下了不解之缘。故而，欲完整了解中国社会，就必须要了解佛教。

佛教研究需要一个起点，我把这个起点定在了长治浊漳河流域的佛寺。之所以选定长治浊漳河流域为地域范畴，是因为当地地理环境较为一致，也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文化，是传统地理概念“上党”的主体。浊漳河在长治流经除了沁源之外的其余所有县域，包括潞州区、上党区、屯留区、潞城区、襄垣县、平顺县、黎城县、壶关县、长子县、武乡县、沁县。从区域史的意义上讲，本书有其独到的价值。

而之所以选定以佛寺为切入点来探讨佛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则在于目前我国佛教史的著作中，相关研究较为薄弱。经典著作如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1]、赖永海的《中国佛教通史》均着眼于宏观描述。[2]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是目前仅见的以地方寺院为切入点探讨佛教史的著作。不过，该书在佛寺时空分布系统化方面仍有待改进，也未能阐明佛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在内容上有可补充之处。[3]

就浊漳河流域佛寺的研究来看，部分成果从历史学角度入手探讨。段建宏探讨了三教堂在晋东南的演变情况；[4]陈豪以高平金峰寺为例探讨了金元时期晋东南地区寺院间的互动[5]（晋东南地区的主体就是浊漳河流域）。

也有学者研究佛寺的壁画、建筑特色。侯慧明、李雅君等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佛寺壁画的成果；[6]王春波对平顺天台庵的建筑结构进行了分析；[7]柴泽俊对浊漳河流域的佛教建筑进行了个案探讨；[8]耿昀对平顺龙门寺及浊漳河谷现存早期佛寺进行了建筑学上的研究；[9]刘耀辉对寺院建筑的价值特色进行了阐述。[10]

系统探讨佛寺时空分布的成果并不多。虽然赵改萍对北魏、北齐时期山西佛教发展的原因、现象进行了探讨，其中涉及了寺院；[11]王功分析了北朝时期山西佛寺的地理分布；[12]王群分析了隋代山西佛寺的地理分布；[13]刘锦增分析了金代山西佛寺的地理分布。[14]但是，这些文章以山西全省为地域范畴，涉及浊漳河流域的内容有限，且较为粗略，而且，时间段仅到金代，于元、明、清时期未有涉猎。

总之，目前研究有两个短板：一是缺乏对浊漳河流域的佛寺进行历史地理的系统梳理，以展示其演变过程；二是缺乏对佛寺与地方社会融合方式的讨论。寺院的建立是佛教在当地立足并发展的直接证据，是佛教演变的生动演示，对了解佛教史意义重大。更何况，浊漳河流域的佛寺有相当部分在乡野村落。这部分寺院是除山林、都市之外的另一个系统，数量庞大，不低于前者甚至尤有过之。而就目前学术界而言，对历史上乡村佛寺的研究也基本属于空白。故而，本书欲系统地梳理历史时期浊漳河流域佛寺的时空分布，同时分析佛寺是如何与地方社会——主要是乡村社会进行互动的，换言之，地方社会以何种方式支持着佛教的长期发展。

就本书的内容看，基本是按如下逻辑书写：

第一章：分析佛寺的选址原则。任何信仰场所都会面临一个选址问题。中国重要建筑的选址从来都不是随意的。浊漳河流域的寺院有几个选址原则：一是要建于清静优美的风水佳处——此处既可体现佛教不与世俗合流的理念，又灵气汇聚，利于修行，而且，山环水绕，实现了佛法与自然的融合；二是对位于村中或村边的寺院而言，要建于入口、路口、空旷、水口，还要注重五行八卦方位，以补正村落风脉，护佑村运；三是要建于对城镇村落具有实际作用的地方，如建于入口以利防御、建于要道以利公务、建于闹市以利修行等。

第二章：分析国家政策、地方政府、官员、民间群体对佛寺的存在、经营、演变的影响。寺院的存废受国家施政方针的影响很大，浊漳河流域的寺院亦不例外。不过，宏观的国家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和官员落实。就浊漳河流域而言，地方政府、官员个人多有支持寺院者。除了官方因素外，民间群体也对寺院兴废有巨大的影响力，经常超越官方。许多村落寺院虽然规模很小，但是因为有民间群体的支持，常会存在数百上千年，一些寺院还会通过民间力量的努力而获得官方敕封，等等。

第三章：分析民间组织及领袖对佛寺的影响。就长治浊漳河流域佛寺的历史及目前留存的情况看，大量寺院位于村落。除了里、甲、保等为人熟知的社会基层组织和村民个体、家庭家族外，影响寺院发展的力量就是村落中的社及社首。社产生于先秦，后渐成影响极大的社会基层组织。在清代浊漳河流域，社极为活跃。社的领袖为社首，由德才兼备、财力雄厚的社众担任。他们往往有着较为清晰的分工，负责了村、社的信仰活动。总体看，社对寺院的影响在加大，诸多寺院的经营、管理、所有权在清、民国期间已经归属社内，寺院成了社产。

第四章：分析佛寺中包含的三教并存合流思想及现象。三教合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三教并立合流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开始出现，至唐以后已成大势。浊漳河流域的三教并立合流思想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佛教对其余二教有配合作用；二是三教思想在最终教化功能上殊途同归。就具体表现而言，佛教神祇、寺院、佛殿渐被纳入基层社会的信仰体系之中。明清之际，三教堂大量出现于浊漳河流域，成为三教合流最典型的表现，证明三教并立合流已由学理、政治上的探究成为民间广泛接受的思想了。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佛教寺院、佛寺、寺院都是广义上的称呼，包括了寺、院、庵、阁、堂、殿、庙等各类以佛教神祇为主的信仰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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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王荣国：《福建佛教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段建宏：《晋东南三教信仰的形成、表现形态及分析》，《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4期。

[5] 陈豪：《金元时期晋东南地区寺院间互动——以高平金峰寺为例》，《四川文物》2020年第2期。

[6] 侯慧明：《山西部分寺庙佛传故事图像》，《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6期；李雅君：《山西平顺大云院壁画维摩诘经变图像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第3期。

[7] 王春波：《山西平顺晚唐建筑天台庵》，《文物》1993年第6期。

[8] 柴泽俊：《柴泽俊古建筑文集》，文物出版社1999 年版。

[9] 耿昀：《平顺龙门寺及浊漳河谷现存早期佛寺研究》，天津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10] 刘耀辉：《山西佛寺建筑的价值特色》，《文物世界》2017年第1期。

[11] 赵改萍：《北魏时期佛教在山西的发展》，《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2 期；赵改萍：《北齐时期山西的佛教》，《五台山研究》，2017年第2期。

[12] 王功：《北朝时期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五台山研究》2016年第3期。

[13] 王群：《隋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五台山研究》2016年第1期。

[14] 刘锦增：《金代山西佛寺地理分布研究》，《五台山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