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可怜的老母亲。
1
许多年前的某一天，我决定去南方闯荡。
出发前夜，母亲在我的内裤上缝了一个小口袋，将一百元钱藏在里面，用针线缝死。我对母亲发牢骚，我都这么大人了，又不是三岁小孩，莫不是买个东西，还要把皮带解开，从内裤里把钱翻出来？母亲说，伢啊，这是救命钱，千万不能买东西，走投无路时，就用它买张回程票吧。我觉得母亲很愚钝，我是出去闯世界的，又不是游山玩水，能说回来就回来吗？
第二天母亲把我送到车站。和我一起出门打工的还有一个叫阿勇的朋友，他母亲也来送他，两位母亲在候车点唠唠叨叨说了许多话，我至今还记得母亲翻来覆去对我说的一句话：伢啊，在外不容易，人狠不要缠，酒狠不要喝，凡事忍着点。母亲知道我脾气暴躁，处事冲动，怕我在外面吃亏，想把她逆来顺受的处事风格传授给我。我表面上应和母亲，实际上，心早就飞走了。一辆从乡村通往县城的客车缓缓地驶过来，阿勇拉着我的手兴奋地跳了上去，我们哪里顾得上母亲们的不舍，我们要去打工啦，赚钱啦，从此自食其力，纵横天涯啦！
客车启动了，卷起乡村公路上巨大的灰尘。五月的阳光从车窗外斜斜地射进来，落在我们兴奋的脸上，暖洋洋的。阿勇眯着眼站起身，将大半个身子伸到窗外不停地挥手，两位母亲突然就小跑起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什么。客车轰地加大油门，像和母亲们赛跑一样，越来越快，越来越颠簸。母亲们追逐的脚步很快被滚滚的车轮甩得老远，我隐约听到有人呼喊我的小名，那低沉而绵长的拖音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然而我什么也没看见，乡村公路上的灰尘又密又浓，像漫天飘舞的朦胧碎片阻挡了我的视线。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离开母亲。一去便是一千多公里，一去便是二十年。
2
母亲是个朴实的农民，死脑筋，不会拐弯。她不羡慕别人孩子考北大清华，不羡慕别人老公升官发财，也不稀罕住在北京，但是村里谁家起了新房子，她却羡慕得要死。我当初去打工，其实也是带着使命的，赚钱盖房子是母亲的心愿，也是我最初努力的方向。很多年以后，当这个愿望得以实现时，母亲正和我一起生活在春暖花开的南方。我告诉母亲，老家的新房盖好啦，车票也买到啦，后天，就送你回家。母亲高兴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先是拍手，大概觉得拍手的方式不能表达一个农民内心比天还大的喜悦，她又从椅子上艰难地撑起佝偻的身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然后移步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母亲自从和我生活在一起，便经常站在阳台上向远处眺望，向湖北方向眺望，她弯曲的身子像一把立在地上的弓，箭就藏在心里。我把母亲叫进屋，说风大，着凉了会害死人的。母亲缓慢地转过身，像孩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我，嘴里唠叨着后天，后天……
是夜，母亲没有留下一句话就走了。没等我像平常一样到她的房间摸摸她的手和脚就走了。我被母亲吓坏了，如晴天霹雳不可想象，似万箭穿心不能呼吸。世界仿佛在我面前坍塌了。我怎么这么粗心大意？我的肠子都悔青了。就在两个小时前，母亲还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给输了球耍赖的儿子做偏袒的裁判。她和我一起忆起家乡的人和事，说到兴奋处，还表现出十分憧憬的样子，丝毫没有要离开我的迹象，我自信满满地以为她会平安地，长久地和我待在一起。而现在，她走了，就那么一会儿工夫，便与我阴阳相隔，任我怎么呼喊，再也不肯睁开眼睛看我一眼。我如同黑夜里迷路的孤儿，被母亲无情地遗弃在风云莫测的人世间，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
我把母亲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她苍老的脸庞，想起许多过往，眼泪就唰唰地落下来。
3
新房建在家乡老宅上。复式楼，方方正正的。村邻们都说很漂亮。
母亲来南方的前一天，我特意带她到老宅上转了转，那时房子还没有盖起，工人们正在施工，母亲对工头说：“快点搞，搞好了许我多住几日，你们几时搞好，我几时回来。”工头是我的朋友，他逗母亲：“您老真不会享福，跟儿子在广东多住些日子不好？”母亲用拐杖在地上狠狠地杵了杵，非常生气：“哪里都不好，我就想住这里。”朋友见母亲不好对付，拍着胸脯保证：“您老放心，我一定按时交房，让您舒舒服服住一百年。”母亲还是不买账，说：“毛主席万岁都没有活一百岁，我哪能活一百岁哦，住我儿子盖的新房，哪怕一天都好。”母亲边说边挪动步子，去和邻居们打招呼，和她的妯娌叔子叙家常。隔壁比母亲更年长的驼大妈一脸羡慕地叫着母亲的名字，说：“老太婆你几多有福气哩，一个儿子当兵当成了首长，一个儿子打工打成了作家，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哦。”
有什么福呢？母亲有三个儿子，还有一个怎么不提呢？如果她的大儿子，我的大哥，人们谈论起时也能竖起大拇指，那才是母亲真正的福哩。可惜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有关大哥的话题，偶尔无意间谈起，大多也只是摇摇头，笑笑而已。所以母亲是没有福气的，她离开故土跟我南下实属万不得已。如果大哥对母亲多一点怜悯之心，尽一点人子之孝，恋家的母亲，又何至于跟着我千里迢迢到广东呢？
实际上，母亲的一生是非常悲苦的。这悲和苦，与两个男人密切相关，前者是我的父亲，后者便是大哥。
我不知怎样来描述我的父亲，提起他我心里总是五味杂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隐痛。父亲的形象时而高大伟岸，时而如尘埃一样渺小，他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常常给我亦真亦幻的错觉。
父亲是个罪人。这话是母亲说的。母亲不懂法，是个文盲，却给父亲定了一条罪。父亲除了赌，没有别的爱好。他平时不在赌场里，就在赶往赌场的路上，年轻时曾创下连续豪赌四十多个小时的惊人纪录。他从不过问柴米油盐，家里的重担全由母亲一人承担。我不止一次地看着父亲拿着钞票决绝地离开家门，奔赴赌场，我听到母亲在后面跳起脚来歇斯底里地诅咒和叫骂。我知道，母亲的诅咒和叫骂都是认真的、由衷的、全心全意的。甚至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母亲的咒骂变成现实，果真这样，我们这个家也就可以获得安宁了。
父亲其实是个质朴的农民，可是他天性好赌，平时省吃俭用的他一到赌桌上就好像换了一个人，让人完全认不得。有一年他把我们兄妹的学杂费输光了，回家后喝得酩酊大醉。母亲哭喊着要和他拼命，揪住他的领口问他学杂费没了，孩子们怎么办。父亲早已训练有素，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他把母亲一掌推到地上，警告母亲，别把他逼急了，他也不是好惹的。
父亲对我的漠不关心让我终生难忘。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班里要照一张毕业合影，要求学生统一着装，上穿白汗衫，下着蓝短裤，上下我都没有，我跟父亲要钱买衣服，他惊讶地问我，你都上五年级了？事实上，从我上学那天起，父亲就没为我买过一支铅笔，没教我做过一道题，他不知道我上几年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的名字，是父亲按家里男孩子的出生顺序取的，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三，于是名字中有个“三”（后改为山）。有时我在想，真有这样的父亲吗？连儿子的名字都不愿花半点脑筋？
然而，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缺乏思想的农民，相反，他智慧极高，能打一手好算盘，会写一手好文章，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村邻们有扯不清的口角，算不明白的账，总是习惯性地把大拇指一撇：“走，去找三伢他爸。”更神奇的是，父亲还会讲“古话”。远到秦皇汉武，近到蒋宋孔陈，每个历史人物都被他演绎得有声有色，精彩绝伦。有月亮的夏夜，村邻们经常摇着芭蕉扇，围着父亲不愿散去，央求他把肚子里的货全倒出来，父亲的货好像永远也倒不完，只要他开口，便是一段闻所未闻的传奇故事。那是父亲让我引以为豪的一段时光，他是十里八乡公认的聪明人。只是这个聪明人经常干糊涂事，把一身的才华用在“押宝”上了。
母亲和父亲争斗了大半辈子，终究不是父亲的对手。日子还要继续，一堆儿女需要抚养，母亲只能隐忍着，坚持着，独自吞下生活的苦果。
正是父亲这种不咸不淡的人生态度，导致了日后更加激烈的家庭战争。
我的大哥，就是我要讲述的第二个伤害母亲的男人。他对父母的残忍，几乎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令人发指。提起大哥，我常常觉得有点难为情。只可惜，大哥对他的所作所为浑然不觉，还辩称自己是大孝子。面对外人的指责，他说那时弟妹们都很小，父亲不争气，把家里败光了，他不教训父亲就没有人教训父亲了。他这么说的时候还有点扬扬得意，言下之意，我们应该感谢他为这个家主持了公道，伸张了正义。可是，既然父亲不争气，作为长子的大哥，为什么不拿出男人的担当，把重担接过来，带领一家人好好生活下去呢？
大哥是我们五兄妹中最先成长起来动用武力的人，父亲便是他的用“武”之地。他对付父亲的方法就三个字：快、准、狠。先是骂，不服，就砸，再不服，干脆就打。起初我还有点佩服大哥，父亲这样的性格都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真是不容易啊，可是后来我发现，父亲改正了，一个可怕的恶魔却诞生了。
人们至今还记得，我六岁就会吹牛了。我曾威慑我的同伴们，我大哥是霍元甲，他有很高的武功，一脚就把炉子上炖得香气四溢的鸭肉踹得锅底朝天了。同伴们哈哈大笑，说那算什么，要能飞檐走壁才算厉害哩。不久，我便真的见证了大哥更厉害的武功。他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父亲和他顶嘴，便秋风扫落叶般，把家里的水缸、碗柜、桌椅通通都砸了。这个家，实在太穷了，没有更多的东西供他砸，他便发了疯似的把所有的衣服翻出来，堆在地上，淋上柴油，企图一把火烧光。看热闹的人把家里围得水泄不通，大门和后门都被堵死了，没有人敢出手，因为大哥放了话，谁要敢劝架，就操谁十八代祖宗。眼看大哥准备点火，村邻们也顾不上祖宗了，农村的房子都是连排紧挨在一起的，火烧起来，指不定要烧到哪一家去。人们一拥而上把大哥摁在地上，劝他：“伢啊，莫冲动，有话好好说。”
大哥已经不会说话了，更不可能好好说。他只会声嘶力竭地吼叫，这是他发泄愤怒惯用的方式。母亲也不说话，她蜷缩在一角，默然流泪。父亲本来是个嘴巴很厉害的人，被大哥压制久了，话明显少了，此时又“理亏”，便什么也不说，像木偶一样坐在三条腿的小凳子上抽闷烟（家里找不出一把四条腿的凳子）。我们几个弟妹也不敢出声，躲在墙角，噤若寒蝉。
这样的打砸，有第一次便有第二次，第三次……因为无人管教和不断地纵容，大哥逐渐变成了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平常，他还算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尚有男子宽阔胸襟的风范，一旦心情不好，受点打击或挫折，他就大吼大叫，摔锅砸碗，像发了病似的，让人莫名其妙。母亲发现大哥的性情比父亲赌博危害更大，于是又和父亲统一战线，企图阻止大哥胡作非为。可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哥已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无人能抵挡他的放肆和野蛮。他随便举起一个酸菜坛子，就能砸落母亲两颗门牙。母亲捂着嘴巴，说不出话，鲜血从指缝里滑落下来，很快浸润了堂屋地上的土。望着母亲疼痛变形的脸，我终于理解了霍元甲师傅的话，武功能救人，也能伤人。大哥伤害的是最疼爱他的父母，最敬仰他的弟妹。
大哥这个比春天还温暖的称谓，在我还很稚嫩的年月里，成了魔鬼的代名词。
4
我从小听得最多的是父亲的鼾声和母亲的叹息，我不知母亲为什么老是叹息，真的很烦人，她一叹气，我就不敢找她要钱买东西了。一天夜里，母亲没有叹气，她细声细气地对父亲说：“给老大娶个媳妇吧，有个女人管制，总会好些。”父亲没有应她，坐靠在床头抽一毛五分钱一盒的“大公鸡”，仿佛母亲刚刚在和墙说话。
在母亲的张罗下，大哥的婚事很快有了眉目，我们家总算也有点喜气洋洋的意思了。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母亲牵着我的手去求“仙人”看日子，还提了一瓶橘子罐头和一包红糖。仙人是个没有长白胡子的干瘦老头，住在北河村江堤坡上的小屋里。母亲报了大哥的生辰八字，仙人掐指算了算，神秘地说：“农历九月二十六。”母亲高兴得如获至宝，敲了敲我的头说：“小东西，记住。九月二十六，农历。”我当然会记住，因为仙人说，大哥如在这一天完婚，就会龙凤呈祥，家道兴旺。可是那个狗日的仙人，骗了橘子罐头和红糖，却把我母亲坑了。事实证明，农历九月二十六是个凶兆，我母亲的命运，就是从那天开始掉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我满心欢喜地期待大哥被人管制的时候，大嫂来了，一个少年天真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大嫂是外地人，和我们一样，出身苦寒，不轻易笑。她加入我们家的第十八天，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战争。如果说大哥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不可饶恕，那么我实在缺乏力量去想象一个女人的凶恶和残暴。闭上眼睛一想，我就能看到父亲胳膊上殷红的伤口，大嫂飞舞菜刀的彪悍形象在我心里已生了根，结了疤，轻轻一碰就隐隐作痛。我的右手食指上至今还残留着一道牙印，它记录着一个女人无知无畏的悲哀和疯狂。
人们说母亲和大嫂前世有怨，父亲和大哥今生有仇，对此我深信不疑。大嫂进门后，大哥如虎添翼，他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一不小心，父亲就有可能被打，母亲就有可能被骂，战争随时都会爆发。有人给母亲出主意，你要保住性命，唯有马上分家。母亲没有办法，只好把祖屋留给大哥大嫂，带领我们一家搬了出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房子真不好找，母亲托了很多关系，终于有一户张姓人家愿把房子租借给我们，二十五元一年。虽然是寄人篱下，总比无家可归强吧。
迁徙是简单的事情，母亲用一辆板车一次性就搬完了全部家当，几张木床，几条缺腿的板凳和几个破烂的锅碗瓢盆而已，于我，只是更换一个悬挂书包的地方。那时大姐已到当地棉花采购站工作，二哥在外地念中学，搬家时只有我和二姐跟在母亲的板车后面，我听到母亲在骂那个该死的杂种，那个没良心的杂种。温柔的母亲咬牙切齿，没落一滴眼泪，母亲的眼泪早就落完了。
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房子成了母亲最大的梦想。住在别人家里，母亲经常这样教育我们：“黄金有什么用？一万两黄金比不上一栋自家的房子安逸。”穷怕了的母亲只有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厨房里有一坛米，柜子里有一扎布，她心里才踏实。
大哥大嫂将我们扫地出门，母亲却要承担他们结婚欠下的全部债务，家里原本十分拮据，一家六口每天吃饭要钱，孩子们读书要钱，又无端平添了许多债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这些困难在父亲眼里，都不是问题，只要不是死人的事情，他认为都不是问题。母亲为这个家操碎了心，父亲却喝着高粱酒，哼着曲儿躺在床上，假装没看见。
尤其是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就会人来人往，热闹异常。来的人不是亲戚朋友，而是债主。这些人不是来逼赌债的，就是催要高利贷的。亲戚朋友们都知道家里情况，没人会借钱给我们。母亲从不随便上亲戚家的门，她怕吓到别人。万一遇到难处，母亲不得不去拿利息高达五分的“码钱”。村里有一个寡妇，放了五百块钱“码钱”给母亲，每个月要收二十五元利息。那时候二十五元能买一百斤大米，对我们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母亲还不起，寡妇就逼母亲改欠条，把利息加到本金里。有一段时间寡妇天天来，母亲天天躲，万一被堵住了，母亲就向她求情，望她宽限几日。母亲是个心性高傲的人，在寡妇面前却那样低声下气，我心里难过得要死。我厌恶寡妇阴毒的嘴脸，难怪她男人死得早。
寡妇的钱是我到东莞打工后还上的，我生怕母亲受人歧视，更不愿她四处躲藏，我给母亲寄了六千块钱，那是我全年的工资。还清了债务的母亲像翻身农奴做了主人，到处宣扬她的小儿子有良心。我深感惭愧，哪有什么良心哦，贫穷的母亲用偷来的稻谷养活了我们，我们每个儿女都有义务让她活得更有尊严。那不叫良心，那是做人的基本责任。
说起偷稻谷的事，母亲到死也没有承认，毕竟是难以启齿的。母亲说她这张老脸可以不要，孩子们长大了要做人，她那是捡稻谷，别人扔在田边不要的，她捡回来，不算偷。可是我知道，一根一根地捡稻谷能捡多少呢？又有谁会半夜三更起来捡稻谷？只有我的母亲，在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穿着齐小腿高的胶套鞋，戴着头巾，背着蛇皮袋，在黑暗中高一脚低一脚地向稻田间摸索。我和二姐每晚都非常担心，生怕母亲撞到鬼，农村有很多关于鬼的传说，每个故事都让人毛骨悚然，浮想联翩，万一她被鬼打头变成了疯子怎么办？感谢上天保佑母亲，我每次都是被她用搓板搓稻谷的声音吵醒的，就在我的床前，母亲用一个大脚盆垫底，将搓衣板放在大脚盆中间，她弓着身子，拿一把稻谷就搓几下，拿一把稻谷就搓几下，像搓衣服那样，把一串串金黄的谷粒搓下来，很有节奏感。我喜欢听那节奏感发出的声音——呼呲、呼呲、呼呲、呼呲……真是妙不可言。
母亲的勤劳和善良丰富了我对她的记忆。我一直坚信，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对女性世界的审美观，都是从母亲那儿得到的。母亲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亲密接触的女人，我一睁眼就看到了她。可是，母亲并不能成为我的好榜样，她身上有着数不清的缺点。让我无法容忍的是，她对缺点的态度冥顽不化，从来没有改正的意思。她过分的善良就是她的缺点之一，这让她总是好心不得好报。在无比窘迫的生活中，她的大儿子，我的大哥从来没有管过她的死活，她却对他念念不忘，说什么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她担心大哥一家吃不饱，穿不暖，居然想把辛苦得来的稻谷匀一担给大哥。大哥问，家里没种水稻田，哪来的稻谷？于是母亲说出了“捡”的秘密。没过多久，村里一户人家丢了一枚板车砣，大嫂作为证人指认了母亲。她的证据很简单，因为母亲有那样的习惯。那个丢板车砣的男人气势汹汹地到我家来搜，还把我家晒在大门口的芝麻用脚踢到地上，我箍着那个男人的大腿不准他糟蹋，却被他使劲一抛，便一个趔趄摔到地上，母亲跑过来护着我，和那个男人唾沫横飞地对骂。不远处，大哥大嫂端着饭碗在人群里看热闹。那时我不知老天爷干吗去了，如果老天有眼，他岂能对这种不孝子坐视不管？许世林救母之孝，令天地动容，我的大哥啊，你比不了许世林，纵然你有铁石一样的心肠，又怎能往母亲身上泼脏水？
善良的母亲并没有以此为戒，她根本不懂吃一堑长一智的道理，以至于后来又在大哥那里吃了很多苦头。
因为大哥，我对人性之恶有了更深的认知，我认为外表强悍的人，他们内心往往是懦弱的，不堪一击。大哥在家里称王称霸，父母兄妹都忍着让着，可外人与他无亲无故，不会任他胡作非为。因为性格的缺陷，总有一些人想收拾大哥，好几次别人拿着棍棒打到他家里去，他像个孬种一样任人欺侮，无言以对，更无武力可挡，这时，能为他阻挡伤害的还是父母。老两口往门口一坐，指着来人说，你们要杀我儿子，先把我们这对老不死的杀了，你们把我们杀了，我北京的儿子和广东的儿子自然会来找你们算账，你们一个也跑不掉。来人经母亲点拨，顿时想起大哥还有两个弟弟在外面，恐怕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也就吓唬吓唬他罢了。但大哥不是每次都这么好运。有一次，一个无赖把大哥从手扶拖拉机上拽下来，踩在脚下，踹得他全身青一块紫一块，他只会抱拳捂头，不敢还击，嘴里却说，你把我打死了，我的兄弟会给我报仇。原来大哥心里还装着我们兄弟啊，我可怜的大哥哟，没有父母，哪来我们这些兄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5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好日子是从我们长大成人开始的。
我说的好日子仅仅指物质上得到改善，她的精神世界始终是空的，从来没有饱满过。儿女们后来像小鸟一样各奔东西，她对我们该有怎样的牵念？
姐姐们出嫁了，二哥考上了军校，我也随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汹涌澎湃的民工潮去了南方，只有大哥留守在老家。赡养父母的事，除了大哥，我们还能托付谁呢？让人欣慰的是，我和二哥在大哥眼里都是“争气”的人，二哥三十多岁当上师级领导，成为我们这个乡里最大的官。而我几经波折到一家外资企业做了部门主管，拿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大哥说以后会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于是主动承担起了照料父母的任务。无论大哥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肯对父母尽一份心，我们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事实上，也幸亏有大哥忙前忙后，悉心服侍，父母的晚年才得以平安顺畅。很长一段时间里，父母多次因身体不好被送进医院，每次都是大哥第一时间赶到，及时指挥抢救，父母的生命才一次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有一次母亲因中风住院，我从东莞赶回老家医院，护士对我说，你们家老大真不错，对老人尽心得很。我不知大哥是怎样打动了护士，也不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转变，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它告诉了大哥做人的道理。我在心里感激大哥，但我是一个从不对任何事物轻易作出判断的人，我并不允许自己原谅他。
对于母亲，我是十分愧疚的。我曾无数次理直气壮地指责大哥不孝，怒斥他忤逆，可是，我对母亲又怎么样呢？自从十几岁离开家门，我就再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偶尔打打电话，也总那么几句家常话，像完成任务一样，只是给心灵找个平衡点罢了。一年忙到头，母亲只盼春节里一家人团团圆圆，即便这样，我也没有好好待在母亲身边，不是今天接待这个朋友，就是明天去那家喝酒，几天假期一晃就过去了，留给母亲的又是漫长难熬的等待。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在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我还固执地违背了她的意愿，造成了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2012年春，父亲因肺气肿复发，在我生日那天驾鹤西去。看到父亲的床头柜上密密麻麻地写满数字，都是我们兄妹的手机号码，好几个号码，都是过期的，父亲一直舍不得擦去。我触景生情，心痛难忍，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大哥大嫂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气不打一处来，我给大哥放下一句话：“等父亲下葬了，我们兄弟恩断义绝。”母亲听我这么说，脸色极难看地骂我：“杂种，是不是死一个还不够，要我也死。”我赌气说：“都死了才安宁。”二哥见我怨气冲天，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父亲这些年生不如死，被病痛折磨得皮包骨了，走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兄弟间天大的仇和恨也应该解开了。我一句也听不进去，执意要和大哥断绝关系。
后来冷静想想，我和大哥怎么可能断绝关系呢？我们今生做兄弟，是命运的安排，任何人不可更改。我的固执不过是在母亲伤口上撒盐。何为孝顺，只有顺着母亲的意思，才是尽孝啊，我伤害了母亲，还以有道德者的身份标榜自己，我是多么狭隘的一个人啊。
我们老家有风俗，人死了要由儿子把灵位端出去，入土后再把灵位端回来，灵位入家门时，得由儿媳妇接住灵位。按规矩，本应由大哥大嫂来完成仪式，但我坚决不同意，我辩称父亲有遗言，他生平最恨的人就是大嫂，整个过程中，大嫂不可以在父亲面前出现。大嫂觉得委屈，坐在灵堂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灵，有人过来劝她节哀，我把相劝的人拉到一边，说：“让她表演吧，她是一个不错的演员。”其实她哭的不是父亲，是她自己。
大哥大嫂在父亲的丧事上被我出尽了丑，却不敢发作，因为他们了解我的脾气，和我斗，他们总是捞不到半点好处。我对身边的人和事，常常怀着一颗宽大的包容之心，对大哥大嫂，我却容不下一粒沙子。二哥说我欺负大哥，要不得。我说你忘了他们当初是怎样对待父母的吗？二哥批评我，说仇恨让人活得痛苦，如果真有孝心，就别让母亲再为我们兄妹担心。母亲坐在我们兄妹边上眼泛泪光，我深埋多年的愤怒，始终找不到发泄的借口。
安葬了父亲，母亲的养老问题成了头等大事，她既不肯跟我去广东，也不肯随二哥到北京，她要跟嫁在老家的二姐过。我尊重母亲的意愿，只要不是跟着大哥大嫂，跟谁过我都放心。不是我怀疑大哥，而是我知道一个人的性格不会在一朝一夕改变，大哥所谓的孝顺，不过是惧于二哥的官衔和我对他永不妥协的强硬。事实上我没有冤枉他，如果他真心实意地尽孝，哪个母亲不愿意跟着儿子安度晚年？知兄莫如弟，一切都在我心里，我只是不说。
父亲过了头七我才回到广东，第二天接到二哥的电话，他让我反省，找个机会给大哥道歉，他说耶稣被人捅了一刀，不是以刀还刀，而是原谅对方，因为拿刀子的人没有读过《圣经》。我不是耶稣，也没有二哥的胸襟，大哥大嫂对父母曾经的过往，像一部旧电影随时会在我脑海里闪现，我不能用一块抹布，将它抹得干干净净。
6
父亲去世，留给我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尽孝要趁早。”这句话是二哥在父亲的葬礼上，劝告乡邻时说的，我记住了。我突然就有一种想法，要在老宅上建一栋房子，为自己了却心愿，为母亲了却心愿。
当这想法越来越强烈的时候，我开始了严重的失眠。我曾犹豫过，母亲七十多岁了，说不上还能活几年，我也未必还有机会回到家乡长住，花一笔不算小的费用，到底有没有意义。我试探性地把这想法告诉母亲，母亲很干脆地问：“有钱没？有钱就建。”尽管母亲语气平淡，在她的眉宇间，我还是发现了她压抑不住的激动之情。房子是她曾经寄人篱下时最大的心愿，而今虽然到处都能安身立命，可母亲心愿未了，她又怎能甘心？
母亲说：“我有那么多儿子，却住在女儿家里，怕村坊上的人笑话。你要是建了房，我就搬回去住。”
母亲说的是心里话。二姐觉得委屈，以为母亲在埋怨她照顾不周。然而，只有我懂母亲。咱们母亲内心深处的疼痛，多少年来，从未找到一剂良药医治，她说过，黄金有什么用，只有住在自家的房子里，她内心才会安逸。
那段时间，我天天上网查资料，学风水。我亲手设计了建筑图纸，并无数次地细心修改，希望把房子建得像母亲一样朴素而大方，高贵而端庄；我也无数次地幻想过母亲住进新房的场景，她一定会这里摸摸，那里瞧瞧，遇到每一个熟悉的人，她都会热情地请到家里，说出心中不能抑制的荣光。
房子是交给朋友盖的。建房期间，我专程回家看过几次，每次都在二姐家里落脚，二姐做生意，从早忙到晚，实在挤不出太多时间照料母亲。母亲早前中过风，行动不是很方便，她不愿走路，也不愿喝水，每天早上起来就坐在大门口，晚上睡觉才回屋，左邻右舍有人陪着聊天倒还好，没人的时候，母亲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像傻瓜一样。我观察了好几天，发现母亲每天的生活就在十米之内，我真是揪心啊，她太孤单了，她那么大年纪，也许不怕死，一定怕孤单。
我临时决定带母亲走。
盖房子需要足够的时间，而且冬天就要来了，母亲怕冷，我希望她跟我到温暖的南方，过几天有质量的生活。我对母亲说：“你跟我去广东，等房子盖好了，我们回来过春节。”若是往常，母亲断然一口拒绝，这次母亲倒没有，她细声地问我：“你那儿方便不，会不会添麻烦？”我说方便得很，一点儿都不麻烦，你儿媳在家带孩子，你正好跟他们一伙，不晓得有几好。母亲终于有点动摇，说考虑考虑再答复我。
第二天天没亮，母亲就起床了。她坐在我床边，等我醒来才问我，广东那个贡经理还在不？贡经理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我的好朋友，曾和母亲有过一面之缘，母亲这时候问起他，想必是愿意去广东了。我心里暗自高兴，生怕她变卦，马上去帮她收拾行李。
当天，母亲就和我一起踏上了南下的列车。正如我期望的一样，母亲在广东获得了我希望看到的生活，特别是妻子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让我这个当儿子的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妻子每天给她洗澡，梳头，问她喜欢吃什么样的饭菜，就连母亲上厕所，妻子也会守在门口，防止她摔跤。我若是不顺心说妻子几句，母亲立马就会打抱不平地教训我：“砍头的，哪里找这么好的媳妇哦？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媳妇哦？”儿子也因为母亲的到来得到更多庇护，小家伙犯了错，总是躲在奶奶身后，偷偷地观察我的表情，母亲俨然成了他的保护伞。我若是下班回来得早，便会命令母亲从椅子上站起来“军训”，领着她踏着小碎步在客厅里转圈圈，儿子在边上看得咯咯地笑，指着我说老爸你这个坏蛋，把奶奶当猴耍。母亲听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喊我的乖孙子哎，你哪里晓得，我们这是在搞锻炼哦。
母亲的到来给我们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让我常常有梦一般的幻觉。母亲真是个哲学家，她说得没错，黄金万两固然可贵，但有些东西，岂是黄金能换来的？
其乐融融的生活偶尔也会夹杂细微的烦恼，比如母亲明明爱吃水果，但她却总是推让，一定要留给妻子和儿子。我一生气，就把削好的水果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并威胁她：“你看，这就是你不吃的后果。”这“逼吃”的方式很见效，却无形中给母亲造成难以承受的心理伤害，她勤俭节约一辈子，一粒米饭掉在桌子上都要捡起来塞进嘴里，怎能容忍我这般浪费？还有一些时候，我不回家母亲就不睡觉，有天我半夜一点多回来，我以为母亲早睡了，到她房间里摸她的手和脚，母亲突然眼开眼说：“我等了你一晚上。”我又好气又好笑，说：“明天我不回来，等死你。”母亲笑着拉住我的手说：“回来回来，还是回来好。”母亲像个孩子，被她依赖的感觉真好，我没有白当她的儿子。
我可以肯定地说，母亲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是我所知道的她过得最快乐的时光，只是对母亲而言，再大的快乐和幸福，也比不上她的房子。她总是惦念着回老家，每天掰着指头算日子，巴望着早一天回去。她走的时候，房子还没有盖出个所以然，回去了肯定要把每个房间住一遍，所以她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快乐并忧伤着。
上苍从来都是保佑母亲的，这一次却捉弄了母亲。苦命的母亲刚刚把所有坏日子过完，好不容易盼到今天，却没有福气享受这份幸福安宁。母亲一生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她都坚强地挺过来了，最后两天，眼看就要回老家住进新房了，母亲却没有挺过去。
我尽孝太晚了，这是上苍在罚我吗？
朋友用彩信将新房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我握着两张回家的火车票，正在东莞殡仪馆里为母亲举行告别仪式。
7
母亲因窒息而死。
那天周末，我和儿子在客厅里踢足球，母亲坐在椅子上当裁判。晚上十点多钟，儿子要睡觉了，母亲也跟着睡了，我像往常一样到书房里写东西，不一会儿，听到母亲喊我的名字，我跑到母亲跟前，问她什么事。母亲说：“你快摸摸我的头，有汗没有啊。”我摸了，没有。母亲又说：“你摸摸我的背，是不是湿了。”我把手伸进被子，很正常。我问母亲：“你是不是说梦话了？”母亲说：“我人不行了，头晕，想呕。”一种不祥的预感即刻笼罩在我的心头。母亲是个非常隐忍的人，她在儿女跟前，总是报喜不报忧，生怕我们为她担忧，她说自己不行了，那一定是要发生大事了。我赶紧把妻子叫过来，帮母亲穿好衣服，扶她到坐便器上呕吐。呕了很久才呕了一小坨米饭出来，症状并未缓解，怕母亲再次中风，我们马上把母亲送到医院。检查结果比担心的要好，心电图正常，血压平稳，CT也排除了脑内出血，只是脑部上方发现了小面积血栓，尚不能确定是陈旧影像，还是新形成的堵塞。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须留院观察，妻子虔诚地双手合一，阿弥陀佛。
安排好母亲的床位，护士来给母亲打针，母亲的手瘦得可怜，一层皱巴巴的老皮像一张随时可能被风吹走的纸，护士根本找不到血管。挨了九针，换了三个护士，药水总算一点一滴流进母亲身体了，我舒了一口气，强压住心中怒火，帮母亲摇平床位，想让她先睡一会。这时妻子拿来几颗胶囊，说是医生开的药，妻子本来建议明天再吃，见母亲已从床上坐起来了，就帮母亲打了一杯热水，母亲咕嘟咕嘟很快把胶囊吞了，又闭着眼睛躺了下去。一切看上去那么平常，丝毫没有生离死别的迹象。
母亲安然睡去，病房里顿时静悄悄的，我示意妻子回家照顾儿子，天亮再来换我。妻子刚走到病房门口，母亲的上半身突然从床上弹了起来，开始剧烈抽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时手忙脚乱，赶紧抱住母亲，问她怎么了，母亲一句话也不说，继续在我怀里抽搐，我一边拍着母亲胸口，一边大叫医生。医生赶过来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再剧烈抽搐了，只是仰着头气喘吁吁，很辛苦的样子。医生为母亲做了心脏按压起搏，那是我今生见过最残忍的抢救措施，但我不能阻止医生，只要母亲能活下去，我什么都能答应。医生让我和妻子回避，我全身颤抖不能移步，妻子紧紧地抱住我，不敢哭出声音。
一把钢勺撬开了母亲紧咬的牙齿，一根什么管子插进了她的喉咙，几个铁夹子像巨大的蜘蛛咬在母亲干瘪的身上，医生用双手拼命地按压她脆弱的胸口。七十多岁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妻子不准我看，我只能听到医生沉重的按压声和从母亲喉咙里发出的嚯嚯的吼气声。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母亲嚯嚯的吼气声越来越弱了，这时医生要求将母亲转入重症监护室，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像个傻子一样以为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母亲就会醒来，和往常一样与我们谈天说地拉家常。
重症监护室不让家属进入，我拽住医生说：“我叫洪湖浪，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我母亲吃了很多苦，一定要救她。”医生面无表情，说尽力吧。那时我并不知道，母亲的心跳早就停止了，将她转入重症监护室，是因为还有微弱的气息。
重症监护室都是一些岌岌可危的病人，抢救区被一方布帘隔了起来，我跪坐在监护室中央，能清晰地听到某种机器取代了人工打击母亲胸口的声音，能听到医护人员小声地交谈。两点四十分，当医生拉开布帘，摘下手套和口罩，问我母亲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带没带时，我才如梦初醒，意识到母亲已经离我而去了。我走进抢救区，扑在母亲身上，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感向我袭来，天地在往下沉，我的身体几乎失去了重心，我居然哭不出来。我抚摸着母亲胸口如碗口大小的创痕和她挨了九针还残留着余温的手，那感觉比我自己去死还要痛苦。母亲的嘴巴是微微张开的，像有千言万语要对我交代，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而我还能说什么呢？老娘啊，我爱你！她能听到吗？
我没有让任何人动母亲的遗体，我帮母亲整理好凌乱的头发和衣服，把她抱上移动担架，推进了太平间。太平间有很多水泥平台，护工让我把母亲放在水泥平台上，我不愿意。母亲因为怕冷才和我来南方的，我怎么可以让她睡在冰凉的水泥平台上？移动担架上有一床棉絮，这样垫着她会暖和些。我给护工钱，让她准备脸盆和毛巾，小时候母亲天天帮我洗澡，现在我该报答她了，帮她用温水抹抹身子，换一身体面衣服，我不能让她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儿女看了寒心。
那一天，母亲被送到了殡仪馆，灵堂设在最南边的仙鹤厅。哥哥姐姐们相继赶过来，很多知道消息的朋友也来了，他们自发地陪着我们兄妹为母亲守了一夜的灵。母亲是个爱热闹的人，虽然身处他乡，看到这么多儿女，这么多儿女的朋友，也不会觉得冷清了吧。
火化完母亲，二哥和姐姐坐高铁先回去了，要准备母亲的后事，家里需要他们。我和大哥分别抱着母亲的骨灰和遗像，坐在朋友的车上，一路向北，朝老家的方向出发。一路上，我们无言以对，还是大哥先开口：“把车窗放下来，撒点纸钱，喊姆妈回家。”我从来不信这些，我以前很厌恶那些从车上撒下的纸钱，认为那是装神弄鬼。这次，我遵照大哥的意思，凡遇到有桥有河的地方，就放下车窗，喊“姆妈呐，跟儿子回家啰，姆妈呐，跟儿子回家啰……”我希望母亲能听到我的呼唤，我不能让她的魂魄游离在陌生的地方。
母亲的骨灰是凌晨两点到家的，元月，湖北还有点冷，很多人在炉火旁等母亲。车刚停稳，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吵醒了整个乡村，大哥把母亲的骨灰盒放在灵堂上，姑姑婶婶们扑过来，孝堂里顿时哭声一片。我们五兄妹跪在母亲灵前给她烧纸钱，火苗腾地起来，纸钱化成灰烬，就像母亲突然陨灭的生命。我和大哥喊了一天，想必母亲的灵魂已经跟着我们回到了家乡。母亲走的时候好好的，回来时只剩下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如果她的魂魄不能回家，该有多怨我啊。母亲说过，她哪里也不想去，就喜欢这里。这里有她喝过的水，走过的路，有她熟悉的脸庞，有她未了的心愿。这里是她离不开的故土，她的根，深深地埋在这里。
根在，人就在，灵魂就在。
8
很多人都说看到母亲回来了。二哥记得清清楚楚，母亲就站在他床前，问她现在当多大的官，能不能管住乡长。二哥从迷糊中醒来，喊一声“姆妈”，母亲就不见了。还有一个亲戚也看到了母亲，她说母亲穿着一件黑色棉袄，站在太阳下晒腊肉，她跟母亲打招呼，说您老晒这么多腊肉吃得完吗？母亲说我吃不完不会给我儿子吃？不会给我孙子吃？我还嫌晒少了哩。这个亲戚突然想起我母亲不是刚入土吗，尖叫一声，吓出一身冷汗。
此外，姐姐们也梦到过母亲，她们用各种方式证明母亲确实回老家了，让我放宽心，不要自责，不要难受。可是，我从来没有梦到过母亲，我是那么想她，我为什么总是梦不到她呢？难道她真的在怪我，梦里也不愿与我相见？
母亲走得太突然了，医院的结论是猝死。如果不是为了让母亲安宁，当晚我就和医生打起来了。我叫医生给说法，他说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这是他遇到的第三起。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好好的人会突然死去，我模拟母亲的姿势躺在床上做试验，将胶囊和着水吞，干吞，慢慢吞，猛然吞，每次试验喉咙和胸口都有不同反应，我认为母亲是被胶囊堵住了气管引起窒息，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又怎能原谅自己粗心大意？后来我又找过主治医生，要他帮我分析原因，医生说医院已经下了结论，他劝我别再纠结了。我怎么能不纠结呢，做儿子做得太差了，没尽到孝，母亲心愿未了，我怎么能不纠结呢？
房子已经盖好了，看过的人都说这房子宽阔，雅致，全村第一。可惜母亲一天也住不上了，她只能永远住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我想把母亲的骨灰放在家里，让她好好看看她盼了一辈子的新房，可家族长辈们不答应。老家规矩太多了，人的骨灰是不能进入家门的，我若一意孤行，破了风俗，村邻们会戳我脊梁，想必母亲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母亲只能埋在新房前的菜园里，日日夜夜守着她住不进去的新房。
父亲年头走了，母亲年尾走了，我们兄弟这些年的恩恩怨怨也随着父母的离去一笔勾销了。蛇年的春节我和妻子住在新房里，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我终于在落地窗前看到了母亲，她拄着拐杖，躬着佝偻的身子，站在二楼露台上往屋里看。雪落在她头上，染白了她的头发，我看到她在对我笑。
2013年4月4日于东莞长安
（本文获广东省第四届有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