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刘从戎喝了一大口御酒后，点着吕宋吸了起来，这才又往下讲起来。汉高祖平定三秦，统一中国。巴蜀地区成为供应粮草，兵源的后方基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设十三州刺史部，其中益州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及陕南、甘南和湖北西部地区，西汉治所无定，东汉益州治广汉郡雒县。西汉时期，四川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后汉书·公孙述传》称：“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云：“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汉武帝时，四川人口已达到76.6万余户，人口数万余口。铁器的广泛使用，都江堰水利工程建成，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由于水稻精耕细作，产量不断提高，巴独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国饮茶起于汉代，而巴蜀是最早的产茶区之一。与此同时，巴蜀地区手工业高度发展在全国名列前茅，尤以盐业、矿治业、纺织业、漆器和金银器制造最为著名，“蜀布”“蜀锦”远销印度和中亚等地。两汉时期，巴蜀成为汉朝开发少数民族以及与国外交往的枢纽和要道。汉武帝时，开发“西南夷”，使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附汉朝政府直接统辖，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得到开发，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联系更为紧密。汉武帝时，唐蒙出使越南，发现了经夜郎至广州的商道运往番禺（今广州）的蜀构酱；其后张寒出使大夏（今何富汗），发现了经身毒（今印度）运往大夏的蜀布和邛竹杖。
西汉时期，巴蜀文化取得辉煌成就，在教育、文学、艺术，经学和哲学，语言文字学、科学技术，建筑、宗教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形成了既能够代表汉朝文化水平，又具有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在许多领域涌现出著名学者和专业人才，出现历史上巴蜀文化繁荣发展的又一次高峰，成为全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获取的成绩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1、巴蜀文化史上出现了伟大的教育家文翁。文翁办学，使巴蜀脱离“有蛮夷风”的旧俗，逐步进入“蜀学比于齐鲁”的先进行列；
2、巴蜀文学承楚辞余绪，盛行辞赋，西汉四个辞赋大家，三人处蜀中，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被班固称为“文章冠天下”；
3、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发达。以扬雄为代表的巴萄今文经学，在汉代儒学中产生重要影响，“道书之宗”严君平开研究道家思想之先。为了弥补秦始皇焚书坑儒之祸，兴起研究语言文字学的风气。巴蜀犍为舍人最早为作注，扬雄著《方言》，促进了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4、巴蜀建筑在城镇和道路建设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碑刻和石阙体现了巴蜀建筑的艺术追求；
5、巴蜀科学技术长足发展，著名的天文历学家落下困提出并制定新法《太初历》，制造“浑天仪”，还出现了水利专家王延世、医学家涪翁等；
6、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在四川发源，巴蜀地区成为中国宗教的发源地之一；
7、巴蜀艺术的繁荣发展。反映了汉代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绚丽多姿，巴蜀地区成为汉代西南地区文化艺术中心。
汉代在汉武帝时期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首先得益于的就是蜀郡太守文翁办学，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培养了一批人才，改变了社会风气。文翁，庐江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人，少好学，通《春秋》。他早年曾经做过县吏，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3年）任蜀郡守。他治理蜀郡，首先从教育人手，改变蜀地“承秦之后。学校凌夷”，文化落后，“有蛮夷风”的社会状况。文翁在担任蜀郡太守期间，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两项极为得力的措施。一方面，选派聪明有才气的小吏十八人到京师长安进太学，学习儒家经典和法律。学成归来后，文翁委任他们担任那中高级职务，或者任教师，同时按照顺序推存他们到中央任职。其中后来有人做了刺史、太守。另一方面，文翁在成都城南修建学校，招收属县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的徭役。学习期间，他让学生到衙门，在别座上学习处理公务，带他们到属县视察，让他们传达教令等，培养和银炼学生们办理公务的能力。文翁倡导读书，给予奖勘，激励了蜀人的学习热情，人人争着把子弟送进学堂，有钱人甚至出钱请求入学。蜀地读书之风改变了当地落后的风俗，巴郡、广汉郡先后效仿开办学校。汉武帝时，推广文防办学的经验，下令各那都建立文学（即政府开办的学校）。文翁办学，使巴阳地区的文化得以快速发展。过去落后的蛮夷之地。此时甚至可以与孔子、孟子的家乡比同《汉书·文翁传》云：“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学比于齐鲁。”
文翁在蜀地从事的教育事业改变了巴蜀地区的文化状况，为巴蜀文化的繁荣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蜀地人民敬重他，爱戴他。他死在蜀地，蜀中人民为他修建祠堂，每年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文翁创办的学校取名“石室”。因古代图书库以石助筑，可以防火。学校乃书学重地，故为名“石室”。《汉书》云：“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两千多年来，各朝代都在文翁办学旧址设立学校，直到文翁之后，蜀中办学风气大盛，名郡有学校，州县也开办学校。学校的规模也比较大，传世汉碑《蜀学师宋思等题名》记载的学校师职人员有30多人。《华阳田志·蜀志》记载成都县令“立文学，学徒八百人。”“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岸东边起文学”，人数更多。除了官学外，私人授徒讲学和游学风气也很盛行。《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载，汉成帝（公元前32-公元前8年）时，什邡杨宜“能畅鸟言，长于灾异，教授弟子以百数“。东汉初，资中人杜抚“治五经，教授门生千人”，顺帝时，新都杨厚“授门徒三千人”。还有其他人则“家居教授。弟子自远而至”。游学者如雏入段恭“少周流七十余郡。求师受学”，梓潼景弯、蜀郡任末“游学七州，理明经术”。德阳、彭州等地出土或征集的汉代画像砖上，留下了两千年前“讲学”“考绩”等生动画面。“考绩”又称“考课”，一般是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是汉代对官更的考核制度。
巴蜀地区自古就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历史上，巴蜀地区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情况，巴蜀经济区可以分为成都平原、盆西高原、盆中丘陵、盆地南部、盆地东部及东北部等五个经济区，每个经济区的地理范围、自然环境、区域经济特色各不相同。例如，成都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合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盆中丘陵则有良好的水源和土壤，适合发展林业和牧业。巴蜀地区的开发历史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历代政府采取的开发政策和措施为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西汉时期，巴蜀地区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农作物有稻、麦、豆、麻、棉等。此外，巴蜀地区的林业和牧业也很发达。竹、木、茶等资源很丰富；在牧业方面，饲养牛、羊、马、猪等动物很常见。巴蜀地区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在此时期，巴蜀地区的手工业发展迅速。盆地南部和东部的瓷器生产、成都平原的丝绸、绿松石、银器等手工业制品都很有名。而在这个时期内，巴蜀地区内部的交通和沿江交通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发展。蜀道、南北街、大道等道路的修建使得巴蜀地区的内部交通更加方便快捷。此外，沿江交通的逐步发展也为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随着交通的扩大，巴蜀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得以顺畅地运往全国各地，这进一步促进了巴蜀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商业的发展，也是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西汉时期尤其是在汉武帝刘彻统治的年代虽然一直主张重农抑商，但在巴蜀地区商业的发展趋势逐渐加强。巴蜀商业以盆地南部和东部为主要商业区域，成都平原也是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巴蜀地区的经济繁荣。蜀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是成都。在两汉、三国时期，成都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逐渐显现。成都不仅是巴蜀地区的中心城市，还是西南内外贸易的枢纽之一。到了唐代，成都更是成为了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临邛、广汉也成为全国著名的工业城市之一。成都的发展，对整个巴蜀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武帝统治时期，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有了重大突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有助于巩固边疆和统一国家。此外，汉武帝还通过与西南夷地区的交流，引入了当时西南夷地区的先进技术和文化，推动了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在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与关中地区相比也有些逊色。但是，在汉武帝时期，巴蜀地区的开发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汉代后期，政府开始注重对巴蜀地区的经济支持，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巴蜀地区的措施，其中包括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进行大力推进。这些政策和措施为以后历代政府统治巴蜀地区的开发创造了前提条件。
可以说，政府的积极干预是巴蜀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巴蜀地区城市经济高速发展，成都、临邛、广汉等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商业中心和工业城市。在此期间，巴蜀地区经济水平已经逐渐赶上或者超过了关中地区，成为全国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此时，巴蜀地区经济已经从普通型经济区跃居为全国先进的经济区。
汉代巴蜀地区的城镇建设和道路建设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古城和古道建筑。既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保持自然生态景观，又赋予建筑体以浓烈的文化内涵。虽然两千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可以从现存古迹中看到汉代巴蜀建筑的辉煌。现存汉代古城有维城、严道古城、西昌高视乡中所村汉晋古城等。汉代准城镇，现存广汉市，遗址范围总面积约1.7平方公里。这里有篆隶“锥城”铭文砖砌成的墙基，出土文物有铜瓦，云纹瓦当、陶豆，东汉五珠钱等。古城建置年代应在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古雏城在汉末曾作为益州治所，成为全国设置十处公官之一，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交通发达，人口兴旺。严道古城位于今荥经县城西1.5公里的古城坪，分为主城和子城。主城布局星正方形，东西长400米，南北宽375米。城垣用板夯筑成，夯层厚20~30重米。夯土中发现汉代陶罐、板瓦、砖等残片。子城建于主城西北第二阶地，南墙与主城重合。子城平面近似正方形。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约200米，建筑方法和出土文物与主城相同。
据此可知，主城与子城同时建造，年代应为东汉时期。严道，秦置，称“道”，辖今雅安，名山、天全、芦山、汉源等地，汉承秦制，晋后废。严道是春秋战田以来西南地区的交通根纽和商品贸易的聚散地，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驿站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区。西昌高枧乡中所村汉晋古城，是现存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古城遗址，位于西昌城东约2.5公里的中所村内。城址面积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73米，东西宽约251米。城墙均用泥土夯筑，四墙相合。城址城郭清楚、布局分明，夯土层中发现大量汉代绳纹瓦片、陶片、东汉花纹砖等，南城墙基底发现叠压东汉砖石嘉一座，出土的大量器物中无魏晋以后器物伴出，由此可判断，该城遗址年代当在汉末至魏晋之际。西昌自汉武帝元期六年（公元前111年）置郴县以来，是越周那与邛都县治地所在，在今西昌市东南数里。据此，多数学者认为，此古城址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治所。栈道是古代人民在悬崖峭壁上用木料搭建的交通通道。古栈道的建筑，先在河岸的峭壁上嘴出孔洞，再用木柱横插入孔作梁，最后再铺上木板。现存的巴蜀古栈道有：广元市朝天镇清风峡和明月峡的两条古校道遗迹。共500多米，1985年以来又修复150余米。这条栈道最早见于《战国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可知它的开凿年代在先秦时期。
从宋人祝穆《方舆胜览》所记古栈道的通路可知，古栈道由陕西人萄后，又分成北栈和南栈（又名“蜀钱”），是连接巴蜀内外南北交通的枢纽，发挥了重要作用。灵关道古驿站，早在丝绸之路开通200年以前，已有一条由蜀地通往印度、阿富汗，再辗转经西亚通往欧洲的通道，这就是“蜀身者道”或称“蜀布邛竹古道”，即今所称“南方丝绸之路”。秦统一六国以后至西汉初年，朝廷曾派人经营过这条通道，但正式开通是在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派司马相如通灵关道。灵关道历史上所指为汉源至西昌一段，这是蜀身栈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到了东汉以后逐渐畅行，这段古道上有10个着名驿站。史料记载每个驿站官府都派重兵把守，以保证畅通。各朝代对这条古道及其驿站的修缮、使用，留下大量文物，记下了悠悠灵关道，马蹄遗古今的千年功绩。说到这里刘从戎抬起了自己的头，对田千秋、鲁贺阳、籍兴讲也正是由于益州巴蜀之地的快速发展，所以我一直期望有完整的一段的时间去好好转转看看。怎奈这些年不是打仗就是帮着处理朝政，真的是没有时间啊。此时外边下起了雨，随之又刮起了风。刘从戎起身将自己所住船舱的窗户关掉了两扇后，船舱里面顿时觉得暖和了许多。刘从戎看了看时间此刻还未过戌时，而田千秋、鲁贺阳、籍兴三个人听得则是津津有味，就继续往下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