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意义

一、丰富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关于全球环境治理，早在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已出现“全球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土著居民”等重要概念。1992年5月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也强调了公众参与。《蒙特利尔议定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之间（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还包括多种行为体）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发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指出政府部门、国际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企业等应通力合作。因此，全球环境治理架构大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两大类，后者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司等。

作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关键参与者，国家政府不仅拥有制定和执行国内环境法律政策的权力，还负有执行国际环境条约的义务。然而，跨国公司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格局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已形成了可与国家主权相匹敌的“工业主权”。东道国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降低标准来吸引外资，导致法律体系运行不畅。加之跨国公司复杂的治理结构、法律独立性，以及国际投资法赋予它们的广泛权利，使得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监管跨国公司对环境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同时，跨国公司的母国往往以不干预他国内政和维护本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为由，不愿行使跨境管辖权。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监管模式，在控制跨国公司环境风险方面显示出了局限性。

相对于自上而下的“命令—控制”式单一监管政府统治，全球环境治理采用的是多元化和整合性的多中心权力网络。在这个体系中，非政府组织承担着关键角色，包括对特定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等科学活动，透明地公布环境信息；帮助各利益相关方在企业未能履行环境责任时提出诉求；对公众进行环境法律和政策的普及教育；以及定期进行环境研究，引领国内外社会朝环境友好型决策发展。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目标是为各国政府之间及各国政府与非国家实体之间就全球环境问题的友好对话、协商和合作提供一个平台。跨国公司作为全球资金和技术流动的主要动力，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因此，本书除了论证传统的政府规制外，还将运用社会规制工具阐述跨国公司环境问责机制的形成、功能、运行及效果，运用市场规制工具分析跨国公司在国际投资合同中的模式选择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二、探究投资与环境两类不同价值的融合

以保护和促进外国投资为主要目标的国际投资法，和随着全球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枯竭而出现的国际环境法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调整着不同的法律关系。前者要求东道国承担对投资者的直接义务，而后者则由缔约国通过将其转化为国内立法的方式约束着外国投资者。即便一国没有缔结某项国际环境条约，但其为了保护本国环境，也会通过行使规制权来监督外国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投资者很有可能利用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最为常见）或国际投资合同（见图1-2）针对东道国提起国际投资仲裁。事实上，国家基于不同目的而缔结投资条约与环境条约，意味着希望这两类价值目标都能实现，而不是在发生争议时进行高低优劣之分。国家既希望外资促进国家发展，也不愿意看到它可能严重损害本国的环境，同样，任何国家在承担保护环境的国际义务时，也几乎不可能存有“为了环境应该牺牲一切”的想法。但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给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做出合理判断带来不小的困扰。

考虑到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环境规制权的侵蚀以及对全球环境带来的潜在和现实威胁，本书拟以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为指导，以绿色投资为主线，以实现共同发展为目标，通过政府—社会—市场规制治理方式，约束跨国公司的有害环境行为。比如，在政府层面，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权是否、如何以及为何受到国际投资仲裁庭的限制？承认东道国的规制权是基于仲裁庭的何种解释？仲裁庭如何对待《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Treaties, VCLT）第31条规定的“一般解释规则”？在社会层面，本书拟探寻国际软法的运作机理。对主要国际机构的企业环境问责实践进行梳理，审视当前环境问责标准存在哪些类型？各国际机构又是如何保证其实施？这些国际软法是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包括硬法在内的其他国内外规则的创设或修订？在市场层面，拟就不同国际投资合同模式对东道国和投资者的影响做出成本—效益分析。合同中环境条款的不同表述对东道国环境保护有何影响？如何进一步改进？合同中的稳定条款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投资者应如何对待稳定条款？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有助于在多中心模式下全面系统地把握投资与环境这两类不同价值的融合，为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环境风险规制的规范建构奠定实践基础。

三、践行并推广绿色“一带一路”倡议

当前，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经济持续走低，全球治理面临诸多挑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无疑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发展的活力。《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末，中国境内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1万家，当年实现直接投资241.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占中国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3.5%。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为2 138.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7%。其中东道国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烈，它们一方面享受投资带来的发展红利；另一方面也因投资领域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而担心会对本国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传统文化带来不利后果。事实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存在环境系统脆弱、环境承载力低、环境与生态条件复杂多变的情况，而且一些国家在环境和生态保护的法律制度层面缺乏强制性、明确的规范。所以投资对环境和生态有较大影响的行业尤其是能源和资源类领域，不仅决定了项目的可行性与经济性，而且因项目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引发的涟漪效应会超越企业能够掌控的范围，成为影响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事件。

对此，在国家层面，我国政府近些年来在各种国内外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多个重要外交场合指出“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国家机构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一带一路”生态环境保护合作规划》等若干文件，这些承诺和实践反映了对落实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责任担当，更体现了对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实关切。正如易显河教授所言，领袖型国家意味着不应以牺牲他国包括环境在内的利益而实现本国发展，这是具有“德行”的国家的最基本要求。“更高的要求和期待是，领袖型国家应该讲究诚信，尊重公认的国际价值体系，并担负起对国际体系的重大责任，包括构建国际体系”。

作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柱性主体，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环境义务履行直接影响着包括全球社会、东道国、母国、企业自身等不同层面的利益实现。从全球社会和东道国角度看，中国传统的“儒家义利观”要求企业遵行以利促行、以行固义、以义统利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企业需要通过良好的治理体系和严格的自我管理来确保其在市场中获得运行所必需的社会许可，通盘考虑和统筹兼顾其社会影响和利润诉求。从企业自身看，环境风险法律规制不仅能提升其合规审查能力，保障经济效益，还为其塑造全球企业公民形象提供新机遇。从母国角度看，这也有利于增加他国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和影响力。同时，本书旨在为我国积极适应和准确把握国际规则，开展“可持续投资”谈判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