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先武是我的硕士生，也是我的博士生，他求学之路较长，前后近十年，原因是喜欢的专业较多，工作忙，又出国，影响了进展。不过，好在最后关头他能集中精力，一鼓作气，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现在，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

研究梁启超是值得的，他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响当当的人物，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今天读，也能给人无尽的启发。如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如说要知国家与天下、朝廷的区别；如说国民劣根性在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如说新民为第一急务；如说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如说少年强则国强；如说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如说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如说要发展个性，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如说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如说孔教无可亡之理；如说凡一切有主张的运动，无论他所主张和我相同或相反，我总认为他的本质是好；如说不扫除君统之谬见而欲作史，徒为生民毒耳；如说真理是不能用“唯”字表现的；等等。人们在思考中国近现代的变法问题、国民性问题、精神自由问题、个性问题、儒家传统问题、教育问题、中西方思想交流问题等方面，不能不参考梁启超的上述观点，从中汲取营养。梁启超形成的亦西亦中的思想方法，为今天创建具有中国性的思想体系提供了经验，启发我们一定要采取中西融合的视域，立足于解决中国问题并给予具有普遍性的解答，庶几可以创建中国学派以贡献于世界。

就中国现代美学史而言，他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与王国维并列为开山人物。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早于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是真正的中国现代美学第一文。当然，两位美学家的思想志趣有别，或者根源于两人所欲追求的目标不同，梁启超更多地论述了审美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相关性，期望通过审美来介入现实、改造现实；王国维更多地论述了审美活动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相关性，期望通过审美来敞亮生命。他俩不是对立的，都试图改造人类生活以近于更加美好的状态。

我认为，研究一个思想家、美学家或文论家，就是找出他的不同于别人的特异处，如果找不到，那不是证明了自己的浅薄，就是证明了对象的浅薄，如此则无须再用力研究下去。所以，刻画出对象的思想个性，是这类学人个案研究的必然要求。先武在这个方面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其中有三点值得关注，这是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自己的思考并加以总结出来的。

其一，研究一位美学家，首先要界定这位美学家的身份，只有界定准确，此后关于这位美学家的研究才能走在正确道路上，如果错了，再怎么用力，都难免南辕北辙的尴尬。先武把梁启超定位在“文人政治家”位置上，这个界定，颇有内涵。一般来说，作为文人，搞的是创作，也就常常会在想象、情趣、技巧方面用力多些，以此满足人们的审美欲求。作为政治家，就善于运筹帷幄，分配各种利益，也善于把握群众的心理，把他们往这方面或那方面调动。但如果是一个“文人政治家”，兼而有文人的气质与政治家的行动，那就非常特别，既不同于一般的文人，也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家。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人，所以让他当文人，他有些放不下政治，让他从事政治，他又时常散发出文人气息，结果是两面不讨好，文人嫌他政治的实利心太多，政治家嫌他文人的想象力太丰富。不过，也有一个好处不容否定，那就是当梁启超把美学与政治相关联时，这个“文人政治家”的身份便成了恰当的主角，能够把美学与政治贯通起来。梁启超能够论述小说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且把二者关系说得那么清楚、深入，除了他是“文人政治家”之外，是找不到其他理由的。研究政治美学，最好由“文人政治家”来承担，这样会保证政治美学具有非常切实的内容。当先武这样分析时，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至于把文人的想象带进政治实践，是否就一定是负面的，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中国古代，多得是“文人政治家”，他们能够立言，也能够立功，从而成就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特色。

其二，研究交叉学科与研究单一学科不同，研究单一学科时，只要按照单一学科所具有的属性进行就可以了。如研究美学，只在美学学科内进行，无论说美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说美是主客观结合的，都无所谓，都能自成一家之言。但是，如果研究政治美学，再用这个主观说、客观说或主客观统一说来定性，就不太适合，因为根本不能把政治也拉进这个主观说、客观说或主客观统一说的设定中。先武把梁启超的美学思想称为“政治美学”，是恰当的，但如此一来，也就意味着要找到政治与美学二者的相似点才能进行研究，而这个相似点，其实也就是沟通二者的中介。否则，以政治的属性代替美学的属性，美学将消亡；反之，以美学的属性代替政治的属性，政治也消亡。先武认为梁启超在论述美学与政治关系时，建立的是情感中介，信矣，服矣。文学是情感的活动，政治也有情感的属性。一个文学家之所以从事政治活动，恐怕情感的原因多于理性的原因，因为文学家在生活中积蓄了太多的反抗情绪，要找一个地方抒发，到政治活动中去抒发，可能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一个政治家之所以也与文学发生关系，甚至把文学视为自己政治活动的一部分，与文学的情感与想象特性有关，文学中的情感可以安慰政治家的孤独之心，更重要的是能激发他们的热情与想象，让他们把文学中的理想当成自己的梦想，树立更远大的目标。所以，美学与政治结合，不是渴望政治的权力，成为它的工具，而是渴望政治的同样品质即情感上的反抗，与政治结成盟友，一起追求美好的生活。政治与美学的结合，应该是取美学的想象性与理想性来充实自己，而非强迫美学成为工具，只服从于短期的利益诉求，那样的话，既有可能扼杀美学的品性，也有可能降低政治的理想性，不利于追求美好的生活。就我所知，在研究中国现代美学家时，人们会提到情感的问题，但明确地把情感作为美学与政治的中介来讨论，是先武进行的。此种用思极珍贵，言自己所言，才能成就自己的学术。

其三，研究梁启超必然牵涉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先前学界包括我个人，大都持“双线推进说”，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史呈现为“功利派”与“审美派”的对立与交替。这导致的结果是：当“功利派”得势的时候，会说美学发展不畅是“审美派”造成的；当“审美派”得势的时候，会说美学发展不畅是“功利派”造成的。这一观察未必完全失实，在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中，“功利派”得势的时间远远超过“审美派”。但实际情况又有可能要复杂得多，仅仅只用二者的对立来描述美学史，也显得单薄了一点。因此，寻找新的描述方式，理应成为学界的新探索。先武认为中国现代美学史的发展是由三线推进的，就牵涉了这个重大问题，兹事体大，可能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以为先武的概括是可信的，将大大拓展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史内在特性的认识，揭示出来的美学史景观也将更加丰富。“三线推进说”强调中国现代美学由审美、启蒙与政治三重动力构成发展机制，由此，既丰富了美学史的图景描述，又可以更加具有阐释力，深入揭示审美、启蒙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与转换方式。诚如先武所说：“由此看政治，它因融入启蒙的视角而深厚凝重，从而凝铸成中国现代的思想史，它借助或通过审美，扩大、丰富了政治的范围与内涵，将宏大的政治主观化、个性化、体验化，将公共的情感体验与个性的情感体验融合了起来；由此看启蒙，它因政治的视角而与解决中国现代社会的困境现实结合了起来，既有理论的指向性，又有解决问题的社会现实性，因审美视角的融入，把人生的价值思考与美好社会生活的想象结合了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现代启蒙样式；由此看美学，它既追求了自身的特性，但同时也参与了伟大的政治变革，参与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自身特性与参与变革、启蒙运动之间的丰富关联，创造了中国现代独特的美学形态及审美经验。”这样一来，美学活了，它不仅是自身，也是启蒙，也是政治，美学在关注人的生命之际，走向了生命的更大活动舞台——思想领域与社会领域。

近几年，我较多地涉及古代文论，发现现代文论提出的一些问题，往往在古人那里已有苗头，甚至已经有了大体相近的说法，这证明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是有中国源头的。过去，囿于年代划分，把“五四”以降称作现代时期，又因为现代时期大量引进西方思想资源，故认为中国现代文论只是西方文论的翻版，复又把这种翻版视为“殖民”的结果。其实，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比如，我正在研究韩愈，发现“五四”新文学作家大力批判了他，唯独接受了他的“不平则鸣”说，这说明了什么呢？我稍稍加以推论，得出了一个令我自己也惊奇的看法：如果承认“不平则鸣”代表的是一种抒情思想，在中国古代具有这种思想的作家大有人在，而且到了明清两代，赞成这种抒情思想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是否意味着，即使不吸取西方的抒情思想，中国自身也会滋生出响当当的现代抒情思想呢？我想是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仍然要重视西方的抒情思想，吸收它们，导致中国现代的抒情思想更加鲜明、更加具有个性独立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虽然是有外缘的，但更有内生的经验与资源，没有这份内在的经验与资源，是不可能真正形成现代抒情思想的。故在我看来，可用“内生外缘”来概括中国现代文论的发生。若这个看法有些可信性，那么，能不能也用到梁启超、王国维的身上来看中国现代美学发生的“内生外缘”特性呢？这是一个问题。探讨的精细处应该在于清晰解释“内生”与“外缘”是如何匹配而产生现代文论的，而不是简单地承认既有“内生”的一面，也有“外缘”的一面。探讨应以个案的方式进行，如选择典型的学者，典型的文本，研究各自的“内生外缘”经验，集腋成裘，不怕描绘不出“内生外缘”的整体美学思想图景。

先武出这本书，既是自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小结，也应是一个新的开始——指向更大的学术空间。

刘锋杰

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于苏州小石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