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战争频仍，在东北亚区域内，日本扶植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借此对东北地区大行殖民统治。该侵略手法在之后的华北、内蒙古及南京等地相继出现，而伪满洲国无疑是出笼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傀儡政权。[1]

客观上看，伪满洲国政权虽然仅存在了十多年，并且从国际法角度上讲不具备独立民族主权国家之属性，然而作为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伪满本身又不可避免地与外部世界发生一定程度的接触与联系，甚至某些国家、政权为自身权益计，与之签订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类型的条约、协议，客观上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终伪满统治中国东北的十四年，宣布与之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国家，主要为轴心国集团成员，或是德、日等扶植下的傀儡政权。计有日本（1932年）、萨尔瓦多（1934年）、意大利（1937年）、西班牙（1937年）、德国（1938年）、波兰（1938年）、立陶宛（1939年）、匈牙利（1939年）、斯洛伐克（1939年）、罗马尼亚（1940年）、保加利亚（1940年）、芬兰（1941年）、丹麦（1941年）、泰国（1941年）等。[2]此外，还有一些与伪满洲国缔结过疆界、邮政、交通、经济等具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初，为自身利益考虑，也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3]因此，探究伪满洲国存续的整个时段与外部世界发生的联系，厘清历史发展脉络，还原历史真相，对以往不实历史论述进行纠偏，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所在。

中国东北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与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列强争夺的焦点。在众多外来力量中，美国显得极为特殊：既不占领土，又未扶植傀儡政权，却在商业扩张上不甘人下。以往研究东北对外交往的对象主要侧重于日、俄两国，但从经济、外交角度而言，对美国的关注实属必要。这部分史实的厘清，既可丰富东北近现代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内容，又可扩展美国外交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既有研究。然而由于历史及现实方面的原因，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尚属起步阶段，尤其是关于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仍未有学者进行过系统梳理。

在美国与中国东北交往的长时段中，伪满洲国时期无疑是重要一环，因其纠缠了国际局势纵横捭阖之下的多国实力较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欧美各国均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华公使及驻奉天（沈阳）、哈尔滨等地领事人员频繁电报往来，东北各地的美商代表亦频频出手，维护其经济权益。这样的特别关注一直持续到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才宣告结束。

美国与伪满洲国交往的十年间究竟发生过哪些事件？在美国的远东战略布局中伪满洲国到底占有多大分量？是否在1932年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后就不再对其持续关注？这一系列问题，学术界鲜有文章涉及，更没有将十年的美“满”交往从整体上进行考察的成果问世。本书即试图利用中、美、日等多方档案资料及前人著述等，对美国与伪满洲国交往的一系列重大史实进行一一考证，厘清双方交往的诸多细节，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真貌，并将其置于美国远东战略中进行总体考察。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状况

从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来看，只有少量著作提到过美“满”的交往情况。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伪满洲国史、中美关系史研究领域，而美国外交史研究领域则鲜有提及。

关于伪满洲国史的研究，国内学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20世纪80年代姜念东等合作编写的《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及90年代解学诗先生《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伪满洲国史新编》一书是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日本侵略东北历史特别是伪满洲国历史的研究，在搜集、整理和研读了大量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写就的，代表了当时国内伪满洲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也是日本侵华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成果。然而该书对于伪满洲国政权的对外交往情况未做论述。[4]

90年代，孙邦主编了全国第一部有关伪满洲国的大型史料丛书“伪满史料丛书”，[5]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教等方方面面，却唯独没有伪满对外交往的资料；2002年，吉林省图书馆对原藏于馆内的伪满史料加以编辑出版，命名为《伪满洲国史料》，[6]该丛书也是研究本选题必备的重要参考史料。

此外，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北沦陷史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东三省学术界陆续出版了一批颇有分量的伪满洲国史研究专著、译著，译著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满洲国史（总论）》、《满洲国史（分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等。[7]

然而，上述著述无一例外对伪满洲国的对外交往情况鲜有记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主要是出于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和美化战争的斗争需要，关注的重点自然在日“满”之间的交往；其二，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史学界一向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扶植下的傀儡政权，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属性，因此没有“外交”可言；其三，伪满洲国对外交往涉及的国家众多，资料搜集相对困难，研究者又多为精通日文的专家，对其他语种难以兼全。

在中美关系史及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亦有多部著作涉及此问题，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8]该书对九一八事变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论述详尽，尤其对“史汀生主义”给予了一定的客观评价。[9]此外，武汉大学胡德坤教授所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课题“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汇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武汉大学等学界同行20余人，针对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相关热点问题展开研究，其成果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结集出版，内中多部涉及本书内容。[10]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王玮《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1776—199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刘绪贻与李存训《美国通史 第5卷 富兰克林·D.罗斯福时代（1929—1945）》（人民出版社，2002，2008）、黄定天《东北亚国际关系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等著作，虽然未直接提及此问题，但将美国对华政策置于美国全球战略或东亚政策的整体背景下予以考察，这种视角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美国政策制定的根源及发展演变。另外，王学良《美国与中国东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一书考察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期间的美国对中国东北政策，以及清政府与东北地方当局的对美政策。

对于伪满洲国与美国关系研究，国内直接相关的文章不多见。杨静萍《美国对伪满洲国的不承认主义及经济关系探究（1932—1941）》［《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一文对十年间的美“满”经济关系做了考察，指出“门户开放”政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何兰《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历史系，1999）利用了已刊中外公私档案，不仅梳理和勾画出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而且着重从德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利益需求方面分析了各个阶段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因此对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剖析具有很强的理论深度和说服力。2001年，该成果结集出版，书名为《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该书的出版对于伪满洲国对“外”交往史研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作为轴心国集团的德国，其与日本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交往具有重大研究意义。同样，作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向在中国东北有较大经济利益的美国，其与伪满洲国政权的交往也不容忽视。

远东司在美国远东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该机构的研究及从该机构出发研究美国远东政策的文章，寥寥可数。如探讨早期阶段远东司问题的文章仅见于梁大伟《司戴德“满洲开发计划”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2014）；探讨20世纪30年代远东司问题的文章有王纲领《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5期）、黄定天与段永富《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与罗斯福政府远东政策的调整》（《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赵志辉与吴玮《斯坦利·亨培克的杭州经历与其中国观》（《浙江学刊》2011年第6期）、吴玮《斯坦利·亨培克与胡佛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29—1933）》（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2）、段永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第一任期内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1期）、余伟伟《斯坦利·亨培克与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1）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7）。

台湾学者对于伪满洲国史研究较重个案考察，如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许雪姬《日治时期在“满洲”的台湾人》［《口述历史丛书》（7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满洲国”首任外交部长谢介石》，（《历史月刊》第180期，2003年）、《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海外活动——在“满洲国”的台湾医生》（《台湾史研究》2004年第2期）、《是勤王还是叛国——“满洲国”外交总长谢介石的一生及其认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7期，2007年）。可以说，许雪姬先生对谢介石的研究几乎穷尽了与谢有关的一切资料，既包括档案报刊等，也包括口述史资料。另外，台湾学者对于台湾与伪满洲国的交往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如林满红《台湾与东北间的贸易（1932—194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1995年）、《中日关系之一纠结：1932至1941年间台湾与东北贸易加强的社会意涵》（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许雪姬《台湾茶在中国东北的发展（1932—1944）》（黄富三、翁佳音主编《台湾商业传统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1999）。

（二）国外研究状况

1.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美关系史或东亚、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论及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东亚关系史最早且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当属耶鲁大学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A. Whitney Griswold，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8）一书，该书所述年代起于1898年“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终至1938年。作者在论及战时美国的远东政策时认为，美日贸易的重要性要远大于美中贸易，因此美国应极力避免卷入对日战争而使美国利益受损。此书出版于1938年，成为直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美国公众对“美国—东亚关系史”的标准认识，一度被美国研究东亚关系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亦长期作为美国各高校的标准教材。

20世纪60年代，随着战时相关档案的解密，格里斯沃尔德的一些观点开始遭到美国国内学者的挑战，最具代表性的是芝加哥大学教授多萝西·博格。博格《美国与远东危机（1933—1938）》（Dorothy Borg，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件：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Dorothy Bory，Shumpei Okamoto，Dale K.A.Finlayson 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3）两书均为论文集，内中收录了多篇美、中、日三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对20世纪30年代的东亚局势、珍珠港事件前夕美国的远东外交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尤其是对美国各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尽分析。[11]

80年代之后，巴恩哈特等史学家开始对博格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关于罗斯福政府在制定对日政策时更多考虑的是安全问题的论断并不正确，或者说至少是不完整的。[12]实际上，这一认识与美国—东亚关系史专家入江昭是相同的。入江教授认为，研究美国的东亚政策，除安全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到公共舆论、经济利益和教会事业等多方面。[13]孔华润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的新边界》（Warren I. Cohen，New Frontiers i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Essays Presented to Dorothy Bor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一书中也有多篇论文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90年代，随着国际间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多国学者有机会进行充分研讨，共享新近解密档案，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些优秀论文集，如入江昭、孔华润合作编写的《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汇集了中、日、美三国多位历史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然而，也恰恰是由于战后大批档案资料的陆续解密，学者的目光被吸引到了冷战史研究上，20世纪30年代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的研究相对而言走向滞缓。

除以上研究成果外，尚有以下几部著作对美国远东政策的研究颇具参考意义。如美国历史学家韦罗贝（W.W.Willoughby）于30年代所著《中日纠纷与国联》（薛寿衡等译，商务印书馆，1937）一书，对“满洲危机”[14]期间国联的活动做了深入探讨，虽成书较早，但直至今日仍被广泛引用。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的长篇政治历史著作《日本天皇的阴谋》（David Bergamini，Japan’s Imperial Conspiracy，London：Heinemann，1971），论述了裕仁天皇如何制定全球战略，策划和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战争和侵华战争。该书根据大量的一手材料写成，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讯记录、英美日等国外交文件、日本军政界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和回忆录外，作者还向日本的一些知情者做了调查，并通过助手搜集了许多日本人写的回忆录和历史背景资料。加之作者文笔流畅、故事性强，出版后即深受西方读者的欢迎。

2.对相关人物的研究

研究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对美国外交决策人物进行考察实属必要。如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国务卿亨利·史汀生、柯德尔·赫尔，美国远东司司长斯坦利·亨贝克、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以及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美国驻华公使詹森等。

有关胡佛的研究。费雷尔《大萧条时期的美国外交：胡佛-史汀生的对外政策（1929—1933）》（Robert H. Ferrell，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Hoover-Stimson Foreign Policy，1929-1933，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7）一书把胡佛与史汀生进行对比考察，对胡佛处理世界经济危机做了出色的描述，认为其在拼命应对经济危机时关切的中心远非东亚，但在号召裁减海军以作为防止美国财政状况恶化的手段时，日本在他心目中确实占有突出地位。此外，胡佛本人的《赫伯特·胡佛回忆录》（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New York：The Macmilian Company，1952），[15]也对了解其内心世界及政策制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有关史汀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艾尔廷·莫里森《混乱与传统：亨利·史汀生的生平与时代研究》（Elting E. Morison，Turmoil and Tradition，A Study of the Life and Times of Henry L. Stimson，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0）一书上溯到史汀生青年时期及1929年以前的经历，较好地论述了个人经历对史汀生东亚观形成的作用；理查德·科伦特《国务卿史汀生：治国才能研究》（Richard N. Current，Secretary Stimson：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阿明·拉帕波特《亨利·史汀生与日本（1931—1933）》（Armin Rappaport，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193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两书将研究重点放在九一八事变上，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史汀生对“满洲危机”的反应。同时，史汀生本人的《在和平与战争间服役》（Henry L. Stimson，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48）及《远东危机：回忆与观察》（Henry L.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New York：Harper and Brothers，1936），对解读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对罗斯福外交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第二任期，主要研究者有查尔斯·比尔德、查尔斯·坦西尔。前者著有《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现象与现实的研究》（Charles A. Beard，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1941：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8），该书批判罗斯福及其外交政策，认为罗斯福是一个高超的控制者，热衷于把美国推向欧洲战场，而全然不顾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后者在《从后门进入战争：罗斯福的外交政策（1933—1941）》（Charles C. Tansill，Backdoor to War：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1933-1941，Chicago：Henry Regnery Company，1952）一书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日本并无称霸亚洲的野心，它的扩张是恐惧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的一种反动，并认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并没有给它带来经济上的好转，相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抗议。同样，对引发美国对日作战的最直接原因，坦西尔基本上同意比尔德的早期解释，认为希特勒为了让美国保持中立，尽量避免在大西洋引发战争，以免给美国找到放弃中立的口实，罗斯福却开始把日本视为进入欧洲冲突的“后门”。1951年，乔治·凯南出版了《美国外交（1900—1950）》（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1）一书，也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进行了批评。

罗伯特·达莱克是罗斯福外交政策问题研究专家，其代表作《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1932—1945）》（Robert Dallek，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利用70年代解密档案对罗斯福外交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罗斯福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做了清晰阐述。[16]他认为罗斯福是一个强硬的干涉主义者，他打算寻找一个“事件”来证明其公开对德采取敌对行动是合理的。达莱克进一步指出，当罗斯福想寻找一种进入欧洲冲突的途径时，并没有把日本当作“后门”，“但他所不能控制的压力迫使他采取了与日本对抗的策略”。例如，罗斯福在1941年8月1日没有明确指出他打算继续按战前水平向日本出售石油，从而在事实上导致了对日本的石油禁运，并引起政策上的混乱，因而使得美国政府各主管机构拒绝接受日本的贸易申请。“8月3日，罗斯福启程赴大西洋一艘军舰上会晤丘吉尔，而直至9月初，他才得知全面禁运已经实施。这时，他认为如若改变政策就等同于向日本示弱，日本则会利用这种软弱，而伦敦和美国领导人将为之叹惜。”[17]按照达莱克的观点，难以驾驭的局势而非“拜占庭式”的阴谋，是美国进入二战的基础。

作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策最重要的决策者——科德尔·赫尔，其著有回忆录两卷（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Macmillan，1948），对美国制定远东政策及美国政府的考量做了详尽说明。朱利叶斯·普拉特《科德尔·赫尔（1933—1944）》（Julius W. Pratt，Cordell Hull，1933-1944，New York：Cooper Square Publishers，1964）是一部传记作品，该书较多地批判了赫尔任国务卿时美国政府的政策及赫尔在对日交往时的道德主义和不灵活性，但总体来说对赫尔抱有同情态度。

详细考察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东亚政策不难发现，当时国务院内各个司享有相当的自主权，按照迪恩·艾奇逊的话说：“他们好像是封建诸侯。”[18]在这些“诸侯”中，最强有力和最自觉的当属斯坦利·亨贝克领导下的远东司。[19]由于罗斯福专注于新政，赫尔对远东了解不多，因此亨贝克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制定，对其考察就尤显重要。著名的美国外交史、美国—东亚关系史专家入江昭对亨贝克的个性做了形象的描述：“亨贝克是好争辩的、说教的，在许多方面是难处的人物，他是最固执的官僚政治的首脑……他像着迷似地坚决要保持远东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从而当有人要灵活地补充和采纳流行的意见时，亨贝克一再提醒他的上级要不惜代价保持基本原则。”[20]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胡佛研究所藏《亨贝克文件》对其进行进一步研究，代表性著作是马林·弗雷德里希《寻找远东政策：约瑟夫·格鲁、斯坦利·亨贝克与美日关系（1937—1941）》（Marlin Friedrich，In Search of a Far Eastern Policy：Joseph Grew，Stanley Hornbeck，and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1937-1941，Ph.D. Diss.，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1974）与胡士章（音译）《斯坦利·亨贝克与“门户开放”政策（1919—1937）》（Shizhang Hu，Stanley K.Hornbeck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1919-1937，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95）。

约瑟夫·格鲁是美国老牌外交家，他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美国驻日大使期间一直高估了日本温和派的力量，这点可在其自传《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Joseph C. Grew，Ten Years In Japan：A Contemporary Record Drawn from the Diaries and Private and Official Papers of Joseph C. Grew，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to Japan 1932-1942，London：Hammond，1944）及小沃尔多·海因里查斯《美国大使：约瑟夫·格鲁和美国外交传统的发展》（Waldo H. Heinrichs，Jr.，American Ambassador：Joseph C. Grew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Traditi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6）两书中得到印证。

詹森[21]是30年代美国驻华公（大）使，对其研究主要是拉塞尔·布海特《詹森与美国对华政策（1925—1941）》（Russell D. Buhite，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1925-1941，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但遗憾的是，该书基本上是用詹森自己的话来论证其观点，缺乏其他相应史料的支撑。

3.关于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研究

较之国内学界来讲，美国对美“满”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最早的作品当属曹英潘（音译）《美国对“满洲”外交》（Stephen C.Y.Pan，American Diplomacy Concerning Manchuria，Boston：Bruce Humphries，Inc.，1938）一书。该书成于1938年，所述年代起于“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伊始，终于1937年，作者将胡佛、罗斯福两届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单辟一章予以论述，然而内容较简，仅45页篇幅。由于当时大量档案尚未解密，论述仅流于表面，甚至对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过程亦未做详尽考证。尽管如此，该书却开启了此问题研究的先河。

30年代，还有一系列文章论及此问题。如赤木英道《日本与“满洲国”的“门户开放”》［Roy H. Akagi，“Japan and the Open Door in Manchuku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168，American Policy in the Pacific（July，1933），pp.54-63］、《美国与“满洲国”贸易的未来》［Roy H. Akagi，“Future of American Trade with Manchukuo，”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 211，Our Foreign Commerce in Peace and War（September，1940），pp. 138-143］，米德尔布什《国际事件：不承认“满洲国”之影响》［Frederick A. Middlebush，“International Affairs：The Effect of the Non-Recognition of Manchuku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8，No.4（Aug.，1934），pp.677-683］，斯图尔特《“满洲国”的“门户开放”》［John R. Stewart，“The Open Door in Manchukuo，” Far Eastern Survey，Vol.6，No.24（December 1，1937），pp.271-276］，安保长春《“满洲国”的新经济政策》［Nagaharu Yasuo，“Manchukuo’s New Economic Policy，” Pacific Affairs，Vol. 11，No.3（September，1938），pp. 323-337］等数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美国与伪满洲国关系。这一时期，著名报刊《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经常载有伪满洲国事件的报道，这可与《盛京时报》中记录的事件相互印证。

二战结束后，更多的美国历史学者投入到美“满”关系或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研究中，代表性成果有理查德·柯伦特《史汀生主义与胡佛主义》［Richard N. Current，“The Stimson Doctrine and the Hoover Doctrin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3（April，1954），pp.513-542］与埃罗尔·克劳斯《罗斯福政府与“满洲国”（1933—1941）》［Errol M. Clauss，“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and Manchukuo，1933-1941，” Historian，Vol.32，No.4（August，1970），pp.595-611］。这两篇文章的研究贯穿了美国与伪满洲国发生联系的整个时段，前者根据当时刚刚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重新考证了“史汀生主义”和“胡佛主义”的出台情况，并对两位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分歧做了描述；后者利用美国外交文件与国务院档案，对该问题做了粗线条的勾勒，然而由于没有中文资料的辅助，有些论述说服力不强。

70年代，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个别人物在3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如前述马林·弗雷德里希的博士论文从刻画格鲁与亨贝克的个性入手，深入剖析了该二人对日态度的迥异及对美国利益的不同认识，进而指出格鲁与亨贝克代表了对日政策的两个极端，前者是“鸽派”的典型代表，后者则是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80—90年代，有多篇博士论文涉及伪满洲国问题，如高鹏程《从华北至满洲的移民经济史（1891—1942）》（Thomas Richard Gottschang，Migra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Manchuria an Economic History，1891-1942，Ph.D.Dis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2）、艾森斯·西林斯《在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体系下的傀儡政权》（Eizens Pauls Silins，The Puppet Stat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Ph.D. Diss.，Syracuse University，1991）等。

2000年，美国教会大学的威廉·阿什博在其博士论文《贸易的准绳：远东司与美国—东亚关系（1933—1935）》（William Bernard Ashbaugh，“The Yardstick of Trade”：The Far Eastern Division and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1933-1935，Ph.D.Diss.，Temple University，2000）中，考察了1933—1935年美国—东亚关系中远东司的特殊作用，并强调指出，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远东司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进而得出“美国在制定对东亚政策时，更多关注贸易而非安全因素”这一结论。

此后，中居良文《“满洲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及经济发展（1931—1936）》（Yoshifumi Nakai，Politics of State Build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1931-1936，Ph.D.Dis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韩锡政《“满洲国”的主权问题（1932—1937）》［Suk-Jung Han，“The Problem of Sovereignty：Manchukuo，1932-1937，”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12，No.2（Fall 2004），pp.457-478］、杜赞奇《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自由主义与“满洲国”样例》（Prasenjit Duara，“Nationalism，Imperialism，Federalism，and the Example of Manchukuo，” Common Knowledge Bibliographic Details，2006，Vol.12，pp.47-65）分析了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状况。

4.美孚石油公司与伪满洲国关系

美孚石油公司自19世纪末涉足中国市场，便十分注重扩展其在中国东北的市场占比。至20世纪30年代，美孚已发展成在华最大的一家美国企业，并在东北占有相当分量的销售额。伪满洲国政权实行的经济统制政策严重威胁了美孚石油公司的利益，于是它开始同美国政府合作以维护其利益，美国对伪满洲国的政策也因之受到影响。

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小安德森《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东亚政策（1931—1941）》（Irvine H.Anderson，Jr.，The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and United States East Asian Policy，1933-1941，New York：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该书主要探讨了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孚石油公司与美国政府远东政策的关联性。虽然作者未利用美孚内部决策过程的史料（该史料早已散佚不存），却较好地使用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有关美孚职员与国务院官员的交往记录及英国外交部文件，是关于美孚石油公司与东亚政策的权威之作。

另外一位3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东亚政策的研究者是康奈尔大学高家龙教授。《大公司与关系网——中国境内的西方日本和华商大企业（188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虽非只针对美孚石油公司研究的专著，但内中多处涉及此问题。入江昭、孔华润主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收录的高家龙《企业、政府与中国战争》一文，则直接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石油专卖政策，美石孚油公司与美国外交官合作对抗日本，从而间接影响美国政府对华及对日关系。此外，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威尔金斯教授《多国企业的成熟：1914—1970年的美国海外商业》（Mira Wilkins，The Maturing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American Business Abroad From 1914 to 197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也考察了该问题。

当然，作为殖民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其对于伪满洲国问题的研究较为重视，但多数研究者站在为殖民统治辩护的立场上，且主要关注的是日“满”关系。代表性成果有小濱繁『満洲国外交十年史』（新京大学書房，1942）、日本歷史学研究会編『太平洋戦争史』、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争全史』、堀场一雄『日本対华戦争指導史』、関寬治·島田俊彥『満洲事変』等。[22]其中小濱繁『満洲国外交十年史』是日本研究伪满“外交”的代表作，从书名即可看出作者的写作立场——将伪满洲国视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该书共分十章，第四至八章分别讨论伪满对日外交、“满”苏（蒙）外交、“满”华外交、伪满与轴心国的外交，而对美国与伪满洲国的交往情况则未有提及。

另外，1943年由伪满洲国政府编著的《满洲建国十年史》一书，以伪满“官方”名义对1932—1942年伪满的各项“成就”进行总结，特别提到了十年内与之“建交”的国家。不过，内中所提20余国，大部是德、意、日操控下的傀儡政权。该书后收入“明治百年史丛书”中，并于1969年由东京原书房出版。

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多重视对20世纪30年代中美关系或中日关系、日美关系的研究，而对于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研究，基本很少涉及，即便是个案研究亦寥寥无几。

三 研究方法与学术价值

本书以文献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将历史学与国际政治学研究相结合，力图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具体历史事件，探寻外交政策制定的多重考量。因属微观历史事件与宏观问题研究的结合，故注重实证与个案探讨，并从宏观上予以把握。研究写作中，注意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史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本书写作中，注重对一手资料的获取分析，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有：

（1）FRU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即《美国对外关系文件》。该文件是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基础史料。本书将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如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及哈尔滨领事等与美国国务院的往来电稿、美国远东司在一些具体措施出台过程中的作用等，这些是以往研究者未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部分。

（2）Papers of Maxwell M.Hamilton （马克斯韦尔·汉密尔顿文件）。藏于美国胡佛研究所的《汉密尔顿文件》是至今为止国内未曾使用的档案，共分四匣，其中第二匣详细记述了汉密尔顿的远东之行，包含1933—1934年的日记与报告（Trip to Far East，1933-1934：Diary and Reports）。本书以此材料为依托，对这一非比寻常的远东之行进行考察分析，指出其与美国制定对伪满洲国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

（3）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The Manchurian Crisis of 1931-1933，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Hornbeck （《外交的挫折：从亨贝克文件看九一八事变》）。同样藏于胡佛研究所的斯坦利·亨贝克关于“满洲危机”期间的文件已于1981年由尤斯图斯·德内克（Justus D.Doenecke）整理出版，通过这份珍贵的文件，可以窥探出美国远东司在“满洲危机”期间的表现。

（4）伪满洲国《政府公报》。该公报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编辑出版的公开刊物，登载公文及各官公署发表的重要事项。该公报起于1932年4月1日，止于1945年8月4日，除节假日外，每日一号（期），共3678号（期），另有“号外”367号（期），总计4045号（期）。辽沈书社曾于1990年影印出版了该套资料120册（少部分页缺失），线装书局于2009年再次影印出版，命名为《伪满洲国政府公报全编》（中日文对照版）。该资料主编李茂杰先生称，其整理做到了“一号不缺，一页不少”。

（5）《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汇编，主要按编年顺序排列自1867年以来的日本明治、大正、昭和期外交档案。此外外务省编纂的《小村外交史》和《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也被归入《日本外交文书》系列中。《日本外交文书》所录内容除各种正式的外交文书之外，还有大量报告、训令、决议、会谈记录等，反映了近代日本外交的诸多内幕，对研究中、朝等国相关历史也具有极高价值。

（6）《盛京时报》、《东方杂志》等。《盛京时报》是日本人于1906年在沈阳创办的中文报刊。该报以介绍、评论中国国内时事为主，其中大量报道了东三省的商贸、金融、交通、教育等多方面信息，同时还记录了众多官方档案与私家著述未能详细指明的史实。《东方杂志》是近现代期刊史上影响最大、刊龄最长的综合性杂志，全景式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近现代史，其中即包括伪满洲国建立前后的一些重大史实。

（7）日记、回忆录。该部分材料包括格鲁《使日十年——1932—1942年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日记及公私文件摘录》、胡佛《赫伯特·胡佛回忆录》、赫尔《科德尔·赫尔回忆录》、李亚[23]《“满洲国”真相》、史汀生《远东危机：回忆与观察》与《在和平与战争间服役》等。

（8）《伪满洲国史料》。由吉林省图书馆主编、2002年出版的《伪满洲国史料》丛书收录了日本和伪满当局的出版物、档案资料，以及民国时期出版的揭露日本侵华罪行、伪满洲国真相的部分文献资料，是从吉林省图书馆特藏文献中精选出来的，其中有18种为馆藏孤本，是研究伪满洲国问题的权威资料之一。该丛书时限起于1927年，终于1945年，即从日本阴谋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政权始，到日本投降、伪满傀儡政权倒台为止。

此外，近些年一批数据库的开通使用，如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申报》数据库等，特别是由上海图书馆制作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先后推出，为从浩如烟海的近代期刊中检索把握相关报道提供了便利，提升了研究效能。

本书在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基础上，注重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力求准确解读档案材料，在相对零散的史料之间建立逻辑联系，系统研究美国与伪满洲国交往十年的重大史事，并将其置于30年代的国际大背景及美国的远东政策中加以全面考察。

如前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本书论题几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因此从选题上讲具有一定的领先性。本书对自1931年以后美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的演变进行整体考察，力图将这一模糊不清的历史过程清晰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揭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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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伪满洲国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政权，不具有独立主权国家属性，本书提到伪满政权时均称之为伪满洲国或伪满，或以引号处理（“满洲国”）；对于中国东北，西方学者惯用manchuria称呼，对应中译为“满洲”，文中引用凡涉及“满洲”字样，皆指中国东北。

[2] 史学界一向认为梵蒂冈曾于1934年承认伪满政权，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刘国鹏在《重提梵蒂冈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历史争议》（基督宗教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北京，2008年12月）一文中指出，“梵蒂冈事实上授意吉林代牧高德惠，只能以东北诸教区长的名义，而非圣座的名义与伪满政府交涉”，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只不过是当时日本政府的宣传，与历史事实不符，从而首次否认了国内学者长期以来所持有的学术观点。该判断是基于梵蒂冈秘密档案馆的乔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所著《圣座与满洲国（1932—1945）》（Santa sede e Manciukuò，1932-1945）中的档案材料得出的，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一致认可。

[3] 1933—1934年，苏联将伪满洲国作为谈判对象，商讨转让中东路所有权事宜，在事实上认可了该政权的存在；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在莫斯科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表示尊重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4] 解学诗先生根据近年来所获资料及研究进展，两次修订该书，不过仍未论及伪满洲国的对外交往问题（《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2008，2015）。

[5] 该丛书共计10卷，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计有《“九·一八”事变》、《经济掠夺》、《抗日救亡》、《日伪暴行》、《伪满覆亡》、《伪满军事》、《伪满人物》、《伪满社会》、《伪满文化》、《殖民政权》。

[6] 吉林省图书馆伪满洲国史料编委会编《伪满洲国史料》（全33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该套丛书分政治编、经济编、社会编、文教编、史志编与附编、民国时期揭露日本侵华及炮制殖民政权史料六部分。

[7] 这三部日文著作分别由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织翻译。

[8] 《中美关系史（1911—1949）》出版于1993年，1999年推出第二卷（1949—1972），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将第三卷与前两卷合为一个系列，结集出版，构成了1911—2000年完整的中美关系通史。该套书于2007年再版，2016年修订再版。

[9] 对“史汀生主义”尚有多篇论文述及，主要有秦珊《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在中国的表现》［《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不承认主义”政策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的首次使用》（《史学月刊》2003年第8期）。两文对“史汀生主义”做了进一步研究，指出美国“不承认主义”外交政策在华的首次运用是在一战期间；“史汀生主义”不等同于“不承认主义”，而只是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增援了国际法新内容的一次使用。顾国梅更是将“史汀生主义”与“布赖恩照会”比较研究，认为二者虽产生的时代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华“门户开放”政策，反映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持续性，同时又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冲突［《论布赖恩照会和史汀生主义》，《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9期］。

[10] 该书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从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美英东亚战略、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等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第四、第五卷主要探讨战时中国外交战略与对外政策；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卷主要探讨战时美、英、苏、德等大国的对华政策。

[11] 关于所涉部门的详尽分析，亦见于欧内斯特·梅、小詹姆斯·汤姆逊主编《美国与东亚关系》（Ernest R. May，James C. Thomson，Jr. eds.，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A Surve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

[12] 康奈尔大学的迈克尔·巴恩哈特在《日本准备整个战争：寻求经济安全（1919—1941）》（Michael A.Barnhart，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1919-1941，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中，阐释了日本1919—1941年发动的一系列战争的深层次经济根源，但对其如何演化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以及经济安全的定义未做太多论述。

[13] Ernest R. May，James C. Thomson，Jr. eds.，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A Surve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22.

[14] “满州危机”（Manchurian Crisis）是西方学界对九一八事变至日本退出国联全过程中中日冲突的总称。

[15] 该自传包括三卷，分别为《冒险的年代（1874—1920）》（Years of Adventure，1874-1920）、《内阁和总统职位（1920—1933）》（The Cabinet and the Presidency，1920-1933）、《大萧条（1929—1941）》（The Great Depression，1929-1941）。

[16] 当然，这并非对罗斯福外交的最早研究，如哈里·艾尔默（Harry Elmer）1953年就已经出版了《永恒的战争与永久的和平：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后的外交之检讨》（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n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Idaho：Caxton Printers，1953），但由于当时罗斯福档案还没有大量公布，书中部分观点难免有失偏颇。

[17] Robert Dallek，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p.275.

[18] Dean Acheson，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W.W. Norton，Inc.，1969），p.15.

[19] 对30年代国务院的官僚政治所做的深刻描述，见小詹姆斯·汤姆森的《国务院的作用》（James C，Thomson，Jr.，“The Role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orothy Borg，Shumpei Okamoto，Dale K.A.Finlayson 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1931-1941，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pp.81-106）。

[20] Ernest R. May，James C. Thomson，Jr. eds.，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A Survey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2），p.242.

[21] Nelson T. Johnson，又译为纳尔逊·约翰逊。从1930年2月1日起担任美国驻华公使，1935年9月17日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詹森担任该职直至1941年5月14日。Cathal J. Nolan ed.，Notable U.S. Ambassadors Since 1775，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pp.201-204.

[22] 以上四部著作均有中译本，分别为：《太平洋战争史》（全五卷），金锋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1963；《大东亚战争全史》（全四卷），张玉祥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王培岚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满洲事变》，王振锁、王家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23] George Bronson Rea，又译为乔治·布朗森·雷亚，此人来华较早，曾创办《远东时报》（Far Eastern Review），伪满洲国成立后担任顾问，曾代表伪满赴日内瓦参加会议，并就相关问题与美国远东司司长亨贝克进行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