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安排和主要内容

本书并不是一本关于古格王国的通史性著作，所以并没有按照古格王国的时间线完整地论述10～13世纪古格历史的全部内容，只是选取了其中与古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相关的主题进行论述，旨在厘清古格政治体制形成、演变的历史过程，梳理出古格政治体制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内容，同时找到在这一过程中论述和论证支撑古格政治体制的形成和运作的那种政治文化是什么，弄清古格的这种政治文化的兴起与发展的基本情况，分析古格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结合后弘期西藏历史文化的特点，古格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其核心内容就是政治与宗教在古格政治生活中的关系，因此这也自然成为本书研究的主线。本书正文共分九个部分，包括绪论、序章、正文六章以及结语，每个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部分，除了学术史梳理的“套路”以外，本书借用了“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两个概念，重点阐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古格政治史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本书认为应该弄清古格政治体制演变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特点，揭示古格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阐明古格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二是对本书的研究资料进行辨析，指出经典藏文史著在史料上的缺陷，必须结合藏文史籍中的地方性史料，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说明古格历史的基本面貌。

序章是本书涉及历史地理背景知识的概论，主要是为了阐明古格王国及其所在的阿里地区基本历史地理的演变情况，这部分主要讨论了古格王国历史地理的一些基本问题，梳理了古格王国所在的阿里地区历史地理概念形成和演化的基本情况，并简要地考证了一些古格王国治下的重要城堡与村镇，重点回答的是古格王国在哪里以及古格王国是怎么出现的这两个问题，以期帮助读者建立起有关古格王国的时空感。

第一章是本书打算讨论的问题的开始，即古格王国的新型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是怎么形成的。在古格王国的政治文化形塑中，最主要的事件是藏传佛教后弘期的上路弘法运动，而这个运动恰恰又是古格王室一手推动起来的。与著名的后弘期的下路弘法主要是由佛教僧徒发起不同，上路弘法的兴起与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在古格王室的主导下进行的，上路弘法奠定了古格王国最基本的政治文化氛围，也是古格王国的立国之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路弘法本身就是早期古格王国最大的政治。

古格国王益西沃是后弘期藏传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更是上路弘法的关键人物，但长期以来，像这样重要的人物在藏文史籍中的情况是非常模糊的：一是身份不清，二是年代不明。益西沃是扎西衮的哪个儿子？是柯热还是松艾？他的本名叫什么？他在什么时候当上古格国王的，又是在哪一年正式出家为僧的？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古格确立复兴佛教的国策的？他死于哪一年？这些问题跟上路弘法的年代关系密切。然而与下路弘法开始的年代有明确的记载不同，过去受史料的限制，学界一直无法确认上路弘法开始的年代，不过弄清楚了益西沃的生卒年代，也就可以建立起上路弘法的年代学体系。本章经过考证第一次为学界建立起了早期古格历史和上路弘法的时间线：益西沃应生于947年，于986年确立复兴佛教的国策，标志着上路弘法的开始，他在989年正式出家为僧，于996年开始兴建托林寺作为古格的新政治中心，1004年托林寺建成后，长期驻锡于此，最终在1023年病逝于托林寺。

弄清了上路弘法的基本年代后，本书开始考察上路弘法的主要内容。上路弘法的基本口号是弘扬佛教，但弘扬佛教这句口号落实下去后，需要做些什么呢？在这个过程中，古格王室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建立和健全佛教的寺院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佛教的理论体系。在这两个方面，古格王室可谓既出钱又出力，即出资修建了大量的寺院，供养了一批僧人，为佛教培育起了自己的有形资产，这是佛教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可以参与西藏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础；另外，古格王室还为佛教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总体来说，作为吐蕃王朝时代的边地，比起吐蕃王朝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心卫藏地区来说，古格的文化并不发达，但古格王室采取了“走出去”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发展战略，一方面选拔和输送本地僧人前去印度学习，另一方面直接从印度迎请了大量佛教高僧前来古格译经和传法，如此双管齐下，才在短期内将佛教文化并不发达的古格变成了西藏佛教文化的高地。

上路弘法为益西沃时代古格王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必备的政治文化基础，本章的难点是要揭示益西沃设计的古格新制的基本内容。经笔者的考证，986年既是上路弘法的开始，实际上也是古格新政的开始。上路弘法的直接效果是为古格建立起了以佛教理论为基础的一种新型政治文化，益西沃依靠它彻底改变了吐蕃王朝以来的西藏世俗政权的政治体制架构。益西沃在989年出家为僧，以国王身份亲自领导古格境内的佛教势力，集宗教和政治权力于一身，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既为教主又当国王的统治者。古格新制的实践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立起佛教理念在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以佛法为新旨”，将佛法与国法融为一体，从而使佛教力量成为古格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股政治势力。二是把这股新兴的佛教势力纳入王权的直接控制之下，面对上路弘法中快速成长起来的佛教力量，益西沃亲自出家为僧，成为佛教力量的领导者，身兼国王与教主双重身份。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全书的重点，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古格政教二元领导体制的理论基础、政治设计和政治运转等诸问题。益西沃虽然身兼教主与国王双重身份，但“益西沃体制”的说法和做法是不一样的。仔细分析益西沃多份诏令的内容，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所心仪的政治体制，其形式应符合西藏政治文化传统中的“政道二教”或“政教二法”的理念，即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是佛教事业的繁荣，因此政治生活的最高原则就是佛法，佛教的理论知识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这样一来，宗教首领自然居于政治权力的最高位。宗教首领掌握的是文化权力，负责的是文化资源的再生产，并不直接负责军政事务的处理，换句话说，宗教首领虽然高于政治首领，但并不能代替政治首领，政教合一并不意味着政教不分。于是古格王国形成了特有的“拉喇嘛”与“国王”分工合作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

第二章的难点是考察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具体是如何实施的。益西沃晚年，古格王室内部进行了政教分工。一是古格王室的核心成员在益西沃之后相继出家为僧，特别是益西沃的长子提婆罗阇在996年出家为僧，1006年前后益西沃的侄子、古格普兰联合王国的国王拉德也出家为僧，1016年益西沃的幼子那嘎罗阇出家为僧，古格王室的重要人物纷纷成为古格佛教界的高僧大德，构成了古格政治生活中的王室僧团，提婆罗阇和那嘎罗阇先后执掌教政。二是古格国王的王权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佛教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王室僧团拥有了最高决策权以后，国王事实上变成了政府首脑和军队统帅，所以益西沃之后的几代国王都以军功著称。正是因为国王的职责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国王们只能不断地在战场上表现自己，最终引发了古格的第一次军事灾难。在11世纪30年代前半期（1034年前后），西域新兴的喀喇汗王朝侵入古格，教主那嘎罗阇和国王沃德双双被俘，沃德还死在了逃亡的路上。

第三章主要考察的是战后古格政教二元领导体制的调整与发展，以及这套体制在古格推行后所取得的治国成就。11世纪30年代后半期，此前已经出家为僧的拉德之子绛曲沃，在沃德死后，不得不以教主兼任国王，在战后重建和恢复的过程中，对政教二元领导体制进行了修正，采用了权力更加集中、更为高效的政教合一的领导体制，将政权和教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上，古格在短期内实现了复兴，绛曲沃很快就恢复了古格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政教合一体制下，古格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表现之一就是大乱之后不到十年，在1042年就已经有实力迎请阿底峡大师到古格传法了。而绛曲沃晚年再次将古格政治恢复到政教二元领导体制上，于1056年安排王弟悉瓦沃出家为僧，成为下一代的拉喇嘛，安排沃德之子泽德接任国王，由悉瓦沃和泽德再次践行拉喇嘛与国王的政教合作模式，然后将古格的文治武功推向了顶峰。1076年古格举办了火龙年大法会，这是自842年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第一次得以齐集整个西藏各方政教势力参加的文化盛会，也是僻处西部边地的古格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成为整个西藏的文化中心。此外，古格的军事实力也得到恢复和增强，其标志是1083年泽德率军北伐，取得大胜，古格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可以说11世纪80年代的古格，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军事强大。而当时西藏的其他地区，甚至还没有从吐蕃王朝崩溃的大乱中恢复元气。

第四章的主题是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是如何终结的。尽管本书论证了古格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在西藏政治史上的突出地位，但众所周知，政教合一制在西藏的代表是后来的萨迦派政权，而不是古格王国，因为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在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突然消失了。史料显示，泽德在1092年前去世，而悉瓦沃也在1096年圆寂。11世纪末，古格政教二元领导体制下最后的国王与拉喇嘛相继离开人世，而泽德之死背后隐藏着一场针对政教二元领导体制的政变。泽德之后的古格国王旺德的身世不明，他上台后对佛教的态度冷淡，旺德时期，古格政治生活的中坚力量也不再是王室僧人集团领导的佛教势力，而是地方贵族，这些事实表明，旺德时代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已经不复存在。

同时，本章考证揭示了泽德之死和旺德之立下出现的古格政局混乱，导致拉达克、普兰纷纷从古格统治之下分离出来，古格王国的分裂造成了古格实力的严重下降。在12世纪40年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古格的外部形势也日益恶化，在这个过程中，古格的政教势力因外敌入侵而遭到一次沉重打击，以至于入侵古格的“噶逻人”成为后世藏族史学家笔下整个西藏佛教界的噩梦。本章考证，藏文史籍中所谓的“噶逻人”杀死益西沃的故事，真假参半，其历史背景是：12世纪30～60年代，当时西域的政治格局发生剧变，西辽的崛起和喀喇汗王朝的衰落，导致西域的葛逻禄人外溢到古格等地，杀死了古格国王扎西泽，俘获了王弟沃巴泽。这次严重的军事灾难对古格佛教的打击是巨大的，佛教势力在古格的实力受到了重创，在内乱和外患的双重打击下，古格开始衰落，同时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也无“迹”而终。

第五章主要考察的是12世纪前后古格与卫藏的政治文化联系。古格的历史与西藏历史和命运息息相关，古格与卫藏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古格王室主导的上路弘法，对10～13世纪整个西藏的政治文化的形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古格佛教在12世纪以前一度具有领先全藏的优势，但12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在卫藏地区繁荣起来，各个教派相继兴起，而古格佛教哪怕是在最繁荣的11世纪，都没有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教派，导致古格没能在藏传佛教的教派格局中站有一席之地，在政治文化上逐渐成为卫藏模式的接受者和追随者。本章首先比较了卫藏佛教和古格佛教发展的时间线和历史进程，进而对古格佛教没有本地教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这一政治文化格局决定了古格在随后的时间里成为卫藏文化的输入地，大量的卫藏教派和僧团进入古格境内，深刻地影响了古格的政治文化格局。本章以止贡派为例，对古格和阿里地区的政治因素与卫藏地区的文化因素的交流及互动进行了个案研究。

第六章考察了古格在面对“外部政治文化力量”时的因应情况。13世纪开始，卫藏的政教力量开始强势介入古格的政治生活，对古格政治中的权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卫藏地区流行的佛教首领与世俗领主之间的政治互动模式也开始对古格内部的权力格局产生影响。古格王国持续时间长达600多年，直到17世纪30年代才亡国，不过本章经考证发现，1277年正当鼎盛时期的古格，其国王扎巴德突然去世，随后古格王统差不多中断了100年，显然古格在13世纪末，实际上有过一段失落的“亡国史”，意味着古格在蒙古和元朝统一西藏的过程被纳入元代的大一统格局之中。从13世纪中期开始，蒙古和元朝进入西藏，最终结束了吐蕃王朝崩溃以来西藏分治割据的局面。

结语部分是对10～13世纪古格政治史的分析与总结，主题是古格模式与后吐蕃王朝时代西藏政治史研究的再思考。古格王国的前身，是吉德尼玛衮建立的阿里王朝，益西沃是阿里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古格王国的第一代国王，换句话说，上路弘法开始之际，古格王国才刚刚安定下来。这个时候，古格王国为什么会醉心于佛教复兴事业？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古格的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在西藏政治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986年益西沃确立复兴佛教的国策，开启上路弘法，同时推行古格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起政教二元领导体制，到1083年古格的文治武功达到极盛，这将近100年的历史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吐蕃王朝崩溃后西藏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演变有重要的价值。古格的这段历史其实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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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9页。

[2] 参见何其敏《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4期。

[3] 参见杨许浩《简析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研究》1983年第2期；张林生《试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兼论西藏封建农奴制的确立》，《西藏党校》1985年第1期；肖然《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制始末》，《西藏民族宗教》1994年第3、4期，1995年第1期；罗润苍《西藏佛教史上的政教关系》，《中国藏学》1994年第2期；阙成平《西藏政教关系历史演变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4]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郭冠忠、王玉平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8，第105～106页。

[5] 王献军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前后，以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为基础，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10余篇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的专题论文，此后又出版了专著《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参见王献军《西藏早期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制》，《西北史地》1996年第2期；《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原因再探》，《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1751年后西藏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清末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受到的冲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西藏研究》2002年第2期；《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1751年至1959年》，《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民国时期西藏政教合一制受到的冲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政教合一制在西藏的覆亡》，《西藏研究》2003年第3期；《试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6] 王献军：《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1997，第3～21页；《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

[7] 戴发望：《后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中国藏学》2006年第3期。

[8] 参见吴均《论安木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秦永章《唃厮啰政权中的政教合一制统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

[9] 参见都淦《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西藏研究》1981年创刊号；邓俊康《康区“政教合一”史话》，《康定民族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刘先毅《也谈康区的政教关系》，《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杨嘉铭《甘孜藏区封建农奴制下的政教关系》，《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根呷翁姆《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0] 参见曾文琼《论康区的政教联盟制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杜永彬《德格土司辖区的政教关系及其特点》，《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

[11] 参见朱丽霞、周松编著《佛教与西藏古代社会》，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

[12] 参见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13] 参见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古格故城》，文物出版社，1991；索朗旺堆主编《阿里地区文物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霍巍《西藏西部佛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编著《皮央·东嘎遗址考古报告》，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

[14] 以目前国内汉文学术界中西藏历史研究中的区域史研究为例，昌都地区的研究成果是相对丰富和颇有创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昌都地处汉藏交流的孔道，存世的汉文文献数量相当丰富，足以支撑相关研究的开展，昌都地区史研究中目前在学术上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川教授的《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基本上没有使用相关的藏文文献资料，但以作者在昌都两次实地调查为基础，结合昌都地区的各种汉文档案和史书，在史料呈现上仍然是丰富多彩的。全书从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等方面对昌都地区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精密的考证和深入的剖析。参见王川《西藏昌都近代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 马丽华和巴荒是最早从事这项创作的两位作家，她们的《西行阿里》和《废墟与辉煌：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二书以游记的方式叙述了一些阿里古代的传说与历史，前者最早出版于1992年，后者出版于1994年，以后不断有修订和再版。参见马丽华《西行阿里》，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巴荒《废墟与辉煌：西藏阿里古文明之旅》，文汇出版社，2004。

[16] 参见张建林《荒原古堡：西藏古格王国故城探察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袁勇编著《失落的古格王朝：一个西藏神秘古国的兴盛与衰亡之谜》，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霍巍《古格王国：西藏中世纪王朝的挽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袁莎编著《西藏古格王国探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张建林《秘境之国：寻找消失的古格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

[17] 尊胜：《分裂时期的阿里诸王朝世系——附：谈“阿里三围”》，《西藏研究》1990年第3期。

[18] 范亚平：《古格王朝历史地位述略》，《藏学研究论丛》第4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

[19] 该书第四章“安夺德等耶稣会士在西藏古格地区的活动”详细论述了古格王国灭亡前后的历史，作者利用了大量当年传教士的信件，清理出这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史料和当时古格王国的政教情况。参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119～261页。

[20] 喻天舒：《传教士与古格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

[21] 参见张云《阿里王统分析——疑义辨析之一》，班班多杰《阿底峡与藏传佛教上路弘传》，巴桑旺堆《11世纪的上部阿里与下部阿里》，均收入《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22] 参见古格·次仁加布《阿里史话》，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10年后，次仁加布又结合新见的一些材料对该书进行增补，以《传奇阿里》为名出版。参见古格·次仁加布《传奇阿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23]

[24]

[25] 参见古格·次仁加布《试论1841～1842年西藏森巴战争》，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

[26]

[27]

[28]

[29] 该书最初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其后在印度又屡有翻印和再版。参见A.H.Francke，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1998。

[30] 图齐在阿里地区的考察主要集中在1933年和1935年，此前他在拉达克和毕底地区已有不少调查经验。1933年他从什布奇山口进藏，途经阿里的香孜和香地，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然后抵达阿里首府噶大克，再从噶大克出发经南路返回印度，途中考察了托林寺和扎布让。1935年的考察则是另外一条线路，经普列克山口入藏，抵达普兰，参访了著名的科迦寺，然后考察了冈底斯山和玛旁雍错一带的寺院，接着抵达阿里的另一重镇达巴宗，此后又考察了芒囊寺，之后去了托林寺和扎布让，在去噶大克的路上发现了皮央和东嘎遗址，最后经扎西冈和列城返回印度。参见纳莱兹尼（O.Nalesini）《朱塞佩·图齐的藏地游历和考察》，魏正中、萨尔吉编译《探寻西藏的心灵：图齐及其西藏行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0～41页。

[31] Giuseppe Tucci，Indo-tibetica，Ⅱ：Rin-c’en-bzan-po e la rinascita del buddhismonel Tibet intorno al mille，Roma，Reale Accademia d’Italia，1933.

[32] Giuseppe Tucci，Indo-tibetica，Ⅲ：I temple del Tibet occidentale e il loro simbolismo artistic；Parte Ⅱ：Tsaparang，Roma，Reale Accademia d’Italia，1936.

[33] 参见图齐著，魏正中、萨尔吉主编《梵天佛地（第二卷）：仁钦桑波及公元1000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梵天佛地（第三卷第二册）：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扎布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4] 参见Giuseppe Tucci，“Tibetan Notes （I：The Tibetan Tripitaka，Ⅱ：The Diffusion of the Yellow Church in Western Tibet and the Kings of Gug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Ⅻ，1949，pp. 477-496。

[35] 参见Luciano Petech，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Delhi：Low Price Publications，1939。

[36] 参见Luciano Petech，The Kingdom of Ladakh c. 950-1842 A.D，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1977。

[37] 参见《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沈卫荣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38] 参见L. Petech，“Bri.gung.pa sect in Western Tibet and Ladakh，” in L. Ligeti ed.，Proceedings of the Cosma de Koros Memorial Symposium，Akademiai Kiado，Budapest，1978；L. Petech，“Ya-ts’e，Gu-ge Purang：A New Stud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24，1980。

[39] 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拉达克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除了伯戴克在历史学方面的贡献外，许多学者分别从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人类学入手展开对拉达克地区的研究。1981年，一批有志于此的学者在德国举办了第一次关于拉达克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1987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在德国正式成立了国际拉达克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adakh Studies），该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迄今为止学会已召开了14届研讨会，编纂了11部会议论文集，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40] 参见Roberto Vitali，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New Delhi：Indraprastha Press，1996。

[41] 参见Roberto Vitali，“A Chronology （bstan rtsis） of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mNga’ ris skor gsum （tenth-fifteenth centuries），” in Alex Mckay eds.，The History of Tibet vol.2，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

[42] 参见Roberto Vitali，Records of Tho. ling：A Literary and Visu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other” Monastery in Gu.ge，Art Media Resources，1999。

[43] 参见Lobsang Shastri，“The Religious Council of the Fire-Dragon Year，1076 AD，” 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ibetan Studies，Austria，1995；Lobsang Shastri，“Relations between Dalai Lamas and Rulers of mNga’ ris skor gsum：From Late 14th-Mid 19th Century，” Tibet Journal，Autum 2003，Vol.23 （3）。

[44]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第114页。

[45] 参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第22～23页。

[46] 参见孙林《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第423～429页；王璞《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第212～215页。

[47] 汉译本参见苏发祥等译《〈喇嘛大译师传·无垢水晶宝串〉译注》，李丽主编《王辅仁与藏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第372～384页；张长虹《大译师仁钦桑波传记译注》，《中国藏学》2013年第4期、2014年第1期。

[48]

[49] 此一说法在其他一些史书中可以得到印证。《俄尔钦传》记载1436年俄尔钦大师前往普兰，为古格国王授戒出家，并举行了大法会。此外，《阿里王统记》也记载，古格国王南喀旺波彭措德在41岁时于科迦寺出家为僧。

[50]

[51] 藏文史书的三种主要类型为教法史（）、王统记和传记（）。参见孙林、张月芬《藏族传统史学的体系及其史学观念的总体特征》，《中国藏学》1998年第3期。

[52] 藏族传统的地方史著作中，除了记载地方割据政权王统世系的王统记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志（如《后藏志》）和圣地志（如《冈底斯山志》等），它们都蕴藏着丰富的西藏地方社会史料。

[53] Roberto Vitali，The Kingdoms of Gu.ge Pu.hrang，pp. 95-96.

[54] 参见A. H. Francke，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Part Ⅱ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Calcutta：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1926，pp.1-6。

[55]

[56] 参见Toni Huber & Tsepak Rigzin，“A Tibetan Guide for Pilgrimage to Ti-se （Mount Kailas） and mTsho Ma-pham （Lake Manasarovar），” Tibet Journal，Vol. 20，No.1，Spring 1995。

[57] 参见义道译《简述支贡噶举的起源与传承》，《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