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布洛陀文化研究概述

学界对布洛陀神话及其文化的数十年研究硕果频出，对布洛陀文化的介绍、界定与辨析，观点颇多，材料颇丰，探索颇广，在此进行归纳，以便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探索布洛陀神话。

1958年《壮族文学史》编写组搜集到“陆陀公公”的神话，这是关于布洛陀叙事的最早研究记录[5]。1964年，《民间文学》刊出了《通天晓的故事》,“通天晓”是当时翻译者覃建真对壮语“布洛陀”的汉语意译，也是布洛陀在壮族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概括。1977年，覃承勤等搜集整理了第一部壮族《布洛陀史诗》（油印本），正式使用“布洛陀”这一汉语音译。1982年，农冠品、曹廷伟编撰的《壮族民间故事选》（第一集）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覃建才搜集的另一则神话《保洛陀》,“保洛陀”也即“布洛陀”的同音异译。时隔两年，蓝鸿恩在《壮族民间故事选》（1984）一书中收录了长篇幅的布洛陀神话，材料多达20页。1986年，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广西民间文学丛刊》（第五集）刊登了另一则神话《布碌陀》,“布碌陀”也即“布洛陀”的同音异译。同年，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出版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间故事集》（第一集）也刊登了《布洛陀的传说》。此外，胡仲实《壮族文学概论》（1982）、覃国生和梁庭望《民族知识丛书之壮族》（1984）、梁庭望《壮族风俗志》（1987）、黄现璠主编的《壮族文学史》（1988）、梁庭望《壮族文学概要》（1991）和《壮族文化概论》（2000）等都有对于布洛陀神话的记录和介绍。200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黄明标搜集整理的《布洛陀与敢壮山（传说故事）》和《布洛陀与敢壮山（祭祀歌）》，特定区域的口传叙事进一步丰富了布洛陀文化的研究资料。2007年，农冠品《壮族神话集成》一书问世，收录了各类已出版的布洛陀神话、古歌、史诗文本，材料较为全面。

布洛陀神话叙事中的韵文形式——布洛陀经诗比重大，且为手抄本。根据方块壮字形成的时间，推测在唐朝以前就已出现早期的布洛陀经诗手抄本。目前已知最早的经书抄录于清代嘉庆十八年（1804年）。有组织的经诗搜集整理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1978年，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工作人员搜集到布洛陀经诗“招谷魂”“招牛魂”唱本，此后又陆续有新收获。从1986年开始，对经书的研究工作初步展开。同年，欧阳若修主编的《壮族文学史》把第一编列为“布洛陀时代的文学”（?—公元前221年），使用了一章四小节的篇幅分析“布洛陀史诗的形成与流传”“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意义”“布洛陀的伟大形象”及“史诗的艺术成就及其深刻影响”。这是壮学研究界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对经诗进行梳理与阐述。此后，广西少数民族古籍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搜集了《布洛陀经诗》手抄本22本，出版了120万字的《布洛陀经诗译注》（1991），初步展示了经诗的整体面貌。张元生、梁庭望、韦星朗编著的《古壮字文献选注》（1992）一书也收录并注释了《兵布洛陀》482行。2004年，《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本）》出版，该译注辑选麽经抄本29种，原诗47 500行共500万字，为布洛陀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基础材料。同年，《云南壮族文化丛书·壮族经诗译注》一书出版，收录云南壮族三大支系经诗各一部，即侬人支系的《摩荷泰》、沙人支系的《麻仙》和土僚支系的《德傣掸登俄》。经过研究者几十年的努力，经诗抄本的整理、翻译工作为布洛陀文化的整体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外国学者也开始关注壮族布洛陀文化，如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的贺大卫（David Holm）曾在壮族地区长时间考察，对《布洛陀经诗》进行了细致研究，并将手抄本中“杀牛祭祖宗”和“赎魂”的内容翻译成了英文，即Killing a Buffalo for the Ancestors:A Zhuang Cosmological Text from Southwest China（2003）和 Recalling lost souls:the Baeu Rodo Scriptures,Tai Cosmogonic Texts from Guangxi in Southern China（2004）。2013年，韩家权等翻译的《布洛陀史诗（壮汉英对照）》正式出版。英文材料的出现推进了布洛陀文化向西方世界的传播。

随着研究材料陆续充实，近十多年来布洛陀文化备受专家、学者关注，形成了研究热潮，出现了系列研究文章。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中心、云南文山壮学研究中心等重点单位的众多学者和研究人员，如梁庭望、刘亚虎、罗汉田、丘振声、熊远明、覃乃昌、覃彩銮、潘其旭、岑贤安、黄桂秋、郑超雄、蓝阳春、廖明君、潘春见、蒙光耀、王晓宁等专家学者，从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神话学、社会学与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以及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深入，对布洛陀进行了阐释，剖析了其中独特的族群文化价值和意蕴、人物形象特色、语言研究价值、壮族审美思维特点，等等，为壮学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注入了活力。

具体说来，近半个世纪的布洛陀学术研究主要向我们展示了以下十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1）对布洛陀身份的界定。学术界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布洛陀是半人半神的长者形象，是创世始祖（周作秋，1984）；布洛陀是创造英雄（杨树喆，1995）；布洛陀是创世神、始祖神、宗教神、道德神、智慧神（覃乃昌，2003）；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覃乃昌，2004）；布洛陀是华南珠江流域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农业神（覃乃昌，2008）；布洛陀是文化英雄（蒋明智，2008）。之后，又有研究者重新定位布洛陀，强调他作为“中界王”的身份（韦世柏，2012）。

（2）对“布洛陀”的壮语释义。现有的阐释包括：无事不知晓的老人（覃建真，1964）；山里的头人（周作秋，1984）；山里的老人（周作秋，1984）；鸟的首领（周作秋，1984）；孤儿的祖公（黄桂秋，2003）；居住在山间弄场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或居住在岭坡谷地中的、通晓并会施法术的祖公（覃乃昌，2003）；原始森林里最古老的一棵大树（王明富，2003）。

（3）对布洛陀文学表现形式与审美人类学的探索。有的学者认为布洛陀神话是散本，布洛陀经诗吸收了神话的内容，编排成韵文（周作秋，1984）。布洛陀的艺术审美价值也得到了肯定，被认为是现实人物形象的艺术概括（农学冠，1983），其叙事总体格局具有崇高之美、有艺术思维的升华之美、细节夸张生动（潘春见，1999）以及想象美、错落美（徐赣丽，2000）。李慧在博士学位论文《麽经神话解读》中提炼了布洛陀神话的母题，对其进行了文化内涵的分析（2007）。王敦对麽经布洛陀的创生机制、审美思维、审美制度等进行了阐释，探讨壮族传统审美文化中创造审美意象的机制及其在新语境下的价值和意义（2011）。

（4）对布洛陀经诗的语言学研究。从语言角度考察，布洛陀经诗的口语色彩和宗教色彩突出，是丰富的壮语词汇库，能为壮语语法研究提供例证（蒙元耀，1995），而从经文看似一个共时体的平面里能分析出壮族语言文化发展的历时性因素（何思源，2007）。有的学者通过对《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全文字词开展系统整理与词频统计，分析《麽经》中核心词、高频词、中频词和低频词的数据情况，达成对《麽经》用词的系统性认识（黄南津、杨粒彬，2012）。研究者也开始关注布洛陀史诗中文化特色词的英译研究，关注英译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时传译壮族文化特色词汇含义的四种主要译法：音译释意、直译、意译和译者注释（黄中习，2012）。有的学者选取《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内容相似的八个版本分四组进行词汇比较，发现流传于壮语桂边土语区和右江土语区的几个经诗版本中，意义相同的词汇之间无论是在语音还是方块壮字的字形上的相同率都很高（潘小邕，2012）。

（5）对布洛陀神话的历史学研究。学界普遍肯定了布洛陀文化所具有的高度历史信息价值。有的学者认为布洛陀经诗折射着壮族先民从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晚期原始社会发展到阶级化、秩序化社会的漫长历程和生动图景（潘其旭，2003），是研究壮族古代历史、古代百越史、壮族古代文化的宝贵资料（徐赣丽，1999）。有的学者则直接将布洛陀与壮族近代历史进行了更紧密的勾连，认为布洛陀经诗反映了明末清初桂西壮族社会从“化外”到“化内”的社会变迁和壮族“似汉非汉”的地域文化特征（李小文，2005）；或认为它折射出的是右江田州岑氏土司在右江社会中所构建的区域秩序（麦思杰，2008）。

（6）对布洛陀神话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研究。在文学、语言学、历史等学科角度之外，学者还从哲学角度研究布洛陀叙事中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此类主要观点包括：布洛陀神话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岑贤安，1984）、朴素的物质主义观点（黄庆印，1984）以及朴素的唯物主义（覃彩銮，1987）。布洛陀神话的文化价值观既在于追求和谐宁静、向往安定，又在于崇尚劳动创造的美德以及对人类自身价值的肯定（熊远明，1994）。《布洛陀经诗》体现了原始思维直观、具象、粗浅的特点，诗中所蕴含的朴素的宇宙结构学说、朦胧的物质意识和辩证方法论思想，折射出壮族祖先智慧的闪光和人类认识发展进步的历程（徐赣丽，1998）。布洛陀文化体现了其性别哲学“伯乜观”“阴阳合德”“男主女从”等（罗志发，2007）。壮族典籍英译过程中，壮语重具象思维和集体本位思维、英语重抽象思维和个体本位思维矛盾突出，应通过适当转换有效避免硬译、误译或错译（陆莲枝，2011）。

（7）对布洛陀信仰相关行为的研究。对布洛陀及相关神祇的信仰主要体现在壮族本土的麽教体系之中。“麽教”来源于民间称该信仰为“mo”的习惯。有的学者认为麽教不仅保留了人类早期浓厚的巫文化色彩，保存了如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壮族原始崇拜的真实面目，还杂糅了阶级社会中人为宗教儒、道、佛等信仰内容，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壮族多元信仰文化的特征（徐赣丽，1999）。有的学者认为，壮族麽教由越巫发展而来，从其经书、教义内容以及组织、活动方式来看，至今仍属于原始宗教信仰的范畴（岑贤安，2003）。随着研究的深入，麽教又被视为从越巫发展而来的民族民间宗教（黄桂秋，2003），是原生型巫教，亦可被称为原生型民族民间宗教（牟钟鉴，2005）。农冠品先生认为“麽”就是“巫”的记音，是方块壮字的异写，此处的“巫”即“越巫”,“麽经”就是“巫经”,“麽教”就是“巫教”,《壮族麽经布洛陀》就是《越巫巫经布洛陀》（2007）。演唱布洛陀经诗的人员身份界定，也经历了从道公和巫公（周作秋，1984）到师公（丘振声，1995），最后到麽公（布麽）（覃乃昌，2003）的发展。

（8）对神祇姆洛甲的集中研究。壮族民间麽教法事中一般设布洛陀和麽渌甲[6]神位，麽教经文中常见“去问布洛陀，去问麽渌甲”的对应句，两个人物呈现对偶神出现。对姆洛甲与女娲、少司命的比较揭示了南方百越底层文化的一体性（蓝鸿恩，1992）。姆洛甲被视为壮族神话谱系中早于布洛陀的女神，是创世女神（过伟，2000），以及花王、女王与生育女神（农冠品，2001）。黄桂秋先生认为麽渌甲由壮族创世女神姆洛甲演变而来，麽渌甲与壮族民间生育女神花婆、壮族众女巫崇拜的王实属同一个人神，是壮族民间女巫和布麽共同崇拜的女巫头（2006）。

（9）以布洛陀神话为基础的多层次比较研究。农学冠先生曾将壮族的《布洛陀》与瑶族的《密洛陀》进行比较（1992），认为其神名、内容的相似性来自民间文学的交流、变异规律。布依族学者周国茂先生对布依族摩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其内容、文化主旨与布洛陀经诗有很大的共通性（2006）。有学者认为盘古的原型来自于布洛陀，布洛陀为壮族布土支系和布侬支系信仰的创世主神，盘古是壮族布壮支系和布依支系信仰的创世主神，是壮族先民原始的开天辟地神（黄世杰，2011）。赵明龙将广西田阳布洛陀始祖信仰与越南富寿省雄王始祖信仰进行比较，认为二者都是不同民族心目中的祖先神，具体来说，布洛陀是壮族始祖神、创世神，雄王则是越南各民族共同的始祖神或“国神”（2011）。将布洛陀与布傣祖先神进行比较，显示了二者在内容以及祭祀仪式上的不同（何明智，2011）。布洛陀与侗族萨岁的比较，展示出布洛陀作为稻作文化神祇在叙事上更为宗教仪式化的特点（李斯颖，2011）。比较布洛陀文化与句町文化，可发现二者的共同文化渊源（兰天明，2012）。对布洛陀的比较研究业已具有国际视野。从修辞、意象和格局的审美特色来比较中国的《布洛陀》和英国的《贝奥武甫》两部民族史诗，《布洛陀》反映了壮族的柔性、积极和集体的思维倾向，《贝奥武甫》则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刚性、消极和注重个体的思维倾向（陆莲枝，2010）。

（10）布洛陀文化的重建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其重建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为大背景，以壮族知识分子的成长、壮族文化的复兴、壮族民族意识增强为动力、以田阳县浓厚的民间信仰传统为基础的复杂社会现象（时国轻，2008）。百色市布洛陀民族文化旅游节的一方面是国家权力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实现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另一方面是民众借用政府行为为民间信仰吸纳正统的文化符号以达到国家权力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从而获取利润（彭谊，2008）。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记忆链发生了断裂、松散、变迁或失忆，有必要对布洛陀信仰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研究与重建（覃丽丹，2011）。“后申遗”时期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布洛陀”的传承与保护问题应引起重视，真正实现“名录体系”对非遗保护的价值与作用（刘婷，2013），布洛陀文化在当下生态文化建设中的意义作用也得到了深入探索，包括敬畏自然、崇尚和谐社会、追求内盈的生态审美意识（卢静宝，2013）。

有关布洛陀文化的研究专著和普及读物主要有《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覃乃昌主编，2004）、《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图腾》（梁庭望等，2005）、《万古传扬创世歌——广西田阳布洛陀文化考察札记》（廖明君，2005）、《壮族麽文化研究》（黄桂秋，2006）、《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以广西田阳县为个案》（时国轻，2008）、《壮族始祖——创世之神布洛陀》（廖明君，2009）、《千年流波：中国布洛陀文化》（韦苏文，2011）、《布洛陀》（陆晓芹，2012）、《中华布洛陀神史》（黄懿陆，2013）、《壮族麽经布洛陀语言研究》（何思源，2013）、《布洛陀文化研究——2011年布洛陀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广西壮学学会，2013）、《壮族〈麽经〉神话探析》（林安宁，2016）等。相关研究成果对布洛陀文化的认可与阐释愈加深入，布洛陀传统在壮族文化体系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综上所述，研究者们将布洛陀文化视为一个体系，它包括布洛陀神话文化、布洛陀史诗文化、布洛陀民间宗教文化、布洛陀人文始祖文化、布洛陀歌谣文化等，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结构关系，并且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覃乃昌，2003）。布洛陀文化对壮族民间音乐、舞蹈、诗歌形成有深刻影响（王晓宁，1997）。布洛陀文化是以始祖命名的壮民族传统文化的集萃，它在壮民族独特的生态环境中萌生发展，成为有主体、叙事、圣地、祭拜节会、多种仪式和多种功能并影响到民族意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形态，成为南方民族以始祖神话为根基的文化中发展最齐全、延续最久远的、最具典型意义的形态（刘亚虎，2005）。布洛陀经诗是方块壮字结出的硕果，收在《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中的29种本子，全面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壮族先民的社会情状，是壮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梁庭望，2005）。

已有的布洛陀研究更关注其文化层面的探索，对其文学分析仅限于使用较传统的理论方法，如审美角度、艺术手法、叙事手段等，而鲜有研究采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运用母题作为基本尺度对布洛陀神话进行全面剖析。为了突破樊篱，本书将综合现有的多样资源，以布洛陀神话的概念来统领材料，以母题作为基本单位，并将布洛陀神话与相关族群神话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发现共性并凸显布洛陀神话叙事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