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庄子《庄子》

庄子（约前369—前286，据马叙伦《庄子年表》），名周，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亳州市蒙城县，一说今河南商丘）人。他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学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即《老庄申韩列传》），《庄子》一书也多有记载。

庄子与梁惠王、楚威王、齐宣王和孟子大致同时而稍晚，曾担任过蒙漆园吏。平时生活贫困，主要靠打草鞋为生，有时需要借贷粮食度日。尽管如此，他也不愿接受高官厚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楚威王曾派人用重金聘请他管理政事，且许以为相，庄子却坚辞不从：“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主张凡事顺应自然，不为功名利禄束缚，齐万物，等生死，使精神获取绝对自由，人生因此逍遥自在。所以，不为世用、甘于贫困是他自觉主动的人生选择。庄子与当时名家代表人物惠施常有辩论，惠施去世，他失去辩手，非常难过。

庄子对先秦诸子皆有研究（《庄子》有《天下》一篇论述各家主张及得失，司马迁亦说“其学无所不窥”），而自尊老子，其学具有道家学派的鲜明特点，“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因为对道家学说的贡献，后世常常将他和老子并称为“老庄”。

《庄子》概况：

《庄子》一书作者为庄子与其后学。自战国开始修撰，完成于西汉初期。唐时玄宗天宝元年下诏“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所著书改为真经”（《旧唐书·玄宗纪》），所以《庄子》又名“南华真经”，简称“南华经”。全书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和杂篇出自于后人。原书按司马迁说法应有十万余言，今本《庄子》仅有六万五千多字。又《汉书·艺文志》记载“《庄子》五十二篇”，现存只有33篇。《郡斋读书志》认为是“晋向秀、郭象合为三十三篇：《内篇》八，《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今学者一般认为是经过晋人郭象的删减所致。张远山近年提出《庄子》在战国末期有一初始本，共29篇，出自于庄子再传弟子魏牟之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及贾谊的骚体赋并《韩诗外传》都有大量引述；汉代另有大全本（52篇）出自于刘安；西晋郭象的本子对刘安本有删改（删去了刘安本的19篇），其解说也远离庄子真义。张远山还对魏、刘两本做了复原性工作，出版了《庄子复原本注释》（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庄子》现存最早的写本为湖北江陵张家山136号汉墓出土的西汉竹简《庄子·盗跖》篇，藏湖北省荆州市博物馆（据《国家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另有唐代残卷（系敦煌出土古籍，保存于海外），今人傅增湘曾利用海外所存敦煌古钞残卷及多种传世本，对明代世德堂刊本《南华真经注》做了精心校勘的工作（详见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王菡《傅增湘以古写本校勘南华真经注》，《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宋本。

《庄子》在魏晋时期受到玄学家重视，与《周易》《老子》一起被并称为“三玄”，不少学者予以注解阐发。其中以向秀、郭象的注释较早，影响也较大。《世说新语》认为郭象注大多为剽窃向秀注而成。四库馆臣有辨析，认为郭注与向注确有不少相同文字，但也有差异。《旧唐书·经籍志》尚著录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十卷，其后向秀注亡佚。现存较早的注本是郭象的《庄子注》，其现存最早的刻本为宋刊，题名《南华真经》，十卷，藏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收入《古逸丛书三编》，1988年影印出版。民国时期，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华真经》（郭象注）十卷，前七卷为南宋刻本，后三卷为北宋刻本，所用即是已知现存最早的刻本。唐代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庄子音义》，保留了一些魏晋六朝的有关注释。唐代成玄英《庄子注疏》也是一部重要注本，这部注释不仅有简要的字词训诂，还讲解段句内容，文笔富有文采而颇类《庄子》。现存最早的注疏刻本为宋本，黎庶昌于19世纪后期在日本寻访得到，收入其编选的《古逸丛书》（之八）出版，名“南华真经注疏”（扉页题“覆宋本庄子注疏”）。清末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收录了以上几种注释，又选录了清代朴学家如王念孙、俞樾等人的重要训诂考证成果，并辅以己见，还在校勘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了标点本。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则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为基础，加以删略，注释简明扼要，并时下己意。王书，中华书局于1987年亦出版了标点本。此外，近现代马叙伦的《庄子义证》和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也都是较为重要的注本，它们的解说皆重依据，从而较具说服力。今人的注本则以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修订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二次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最新修订本）较为著名，也较通行。尤其是后者经多次修订，注译质量为学界所瞩目。陈鼓应还撰有《老庄新论》一书，对老子、庄子的学说有比较研究的内容。近年方勇译注的《庄子》（中华书局2010年版）是一部全注全译文本，它以中华本郭庆藩《庄子集释》为底本。由于译注者对庄子有长期而深入的研究（早在1998年就有专著《庄子诠评》出版），其译注颇显其为学功力。书前“前言”论述了庄子生平事迹、《庄子》注释及研究史，尤其是重点介绍了庄子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庄子》的文学性表现，对初读者极有帮助。方勇另有《庄子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则是一部系统研究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庄学产生、发展变化、影响及研究史的专著，书末还附有近百年来庄子研究的书目文献。

《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基本思想。作为哲学家，“道”是庄子哲学的基本范畴。他认为道存在于宇宙万物当中，事物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显示出道的主宰，但道本身又是自然无为的，也是感官无从触及的。从庄子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和老子对道的看法一样，庄子之“道”也是宇宙的本原，又是类似于自然规律的东西。但老、庄之“道”又是有差异的：“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庄子则将它转化为心灵的境界。其次，老子特别强调‘道’的‘反’的规律以及‘道’的无为、不争、柔弱、处后、谦下等特征，庄子则全然扬弃这些概念而求精神境界的超升。”（陈鼓应：《老庄新论》）所以“道”在庄子是属于精神性的存在。庄子在认识论上提出“齐万物”主张，将老子朴素的辩证法发展成极端的相对主义。认为贫富、寿夭、生死、长短、物我等一切差异都是相对的，在“道”的面前其本质都是相同的，而且可以相互转化，所以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齐物论》）并由此主张不仅齐物，也要齐论。庄子思想以人生观为核心。他的人生态度是顺应自然，无为处世。面对复杂社会，人需要做的就是不为名利所累，让精神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无论贫富寿夭都安之若命，不做抗争与努力。这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来源于庄子的认识论，反映出庄子内心深沉的悲哀。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庄子主张“天与人一也”（《山木》）。《庄子》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由于强调自然无为、逍遥自在，庄子哲学具有诗性的特征。

文学成就：《庄子》的文学成就与《道德经》一样，也表现在其中蕴含的艺术思想和其文章本身具有的文学性两个方面。《庄子》崇尚自然、追求言外之意的艺术精神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庄子》散文则是先秦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

宗白华认为“庄子是具有艺术天才的哲学家，对于艺术境界的阐发最为精妙”（宗白华：《艺境》）。庄子崇尚自然朴素之美，为了与世俗之美即人为之美相区别，而称之为“大美”“至美”。他认为道正是能“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大宗师》），因而倡导朴素之美：“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他的“得意忘言”之说虽然谈的只是思想与语言表达问题，但在后人的解读过程中却被赋予了追求文学作品言外之意的艺术内涵。

《庄子》一书，文学性表现十分醒目。清人刘熙载《艺概》谓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这主要是指其想象力超群，内容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寓言怪异神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则评价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千。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其艺术特色，《史记》本传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用寓言比喻代替抽象的论说，且多怪诞描述；行文汪洋恣肆，续断重复令人难测；叙事与描写或论说、抒情常在一文出现，文笔变化多端。总之，风格“恢诡谲怪”（《齐物论》），行文气象万千，是庄子文章的重要特征。

庄子文章大量使用寓言，他自己也说其“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寓言》）。不少篇章是以寓言为主体内容的，一个接一个的寓言令人目不暇接。庄子用寓言是因为“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天下》）。庄语，指庄重严肃之语。重言是指权威人士即名人、尊者的话语，庄子常用以加强自己论说的可信性。其实这些重言往往是庄子虚构出来的。因此重言有时与寓言相杂，如《逍遥游》大鹏鸟的寓言中加入了“齐谐”之语；有时本身也可当寓言看，例如同篇引述棘对商汤的话，主体内容仍然是讲述大鹏鸟的故事。寓言和重言的广泛运用，使庄子文章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故事或对话。《逍遥游》一文只有极少量的“卮言”用以连接寓言或阐述观点；《秋水》一篇则全由寓言、传闻或重言构成，计有河伯（河神）观水、夔羡蚿、孔子游匡、井底之蛙、庄子于钓濮水、惠子相梁、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等，全文因此生动有趣。《庄子》的寓言不仅多，而且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其夸张的笔墨常出人意外。如其写大的事物：“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犗以为饵，蹲乎会稽，投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钩，没而下，骛扬而奋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辁才讽说之徒，皆惊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于得大鱼难矣。”以五十头犍牛为鱼饵，钓鱼者在会稽投竿东海，整整一年才有所获。所钓之鱼由于体形巨大，出水翻腾，竟使海面白波如山，海水震荡之声似鬼神，以致千里之外都因之惊骇。而鱼本身更是大到满足了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所有食客的需要。写小的事物也极尽夸张之能事：“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触氏与蛮氏都只是蜗牛触角上的小国，两军为争夺城池开战。打了十五天，各自死伤数万。由于多用寓言，所以《庄子》还有比喻丰富的特点。庄子寓言都是为了比喻，借此代替抽象的说理。如任公子钓鱼故事结尾写后人模仿任公子，但却固守河沟，因而再难钓上大鱼，是用以说明琐碎浅薄的话语离大道甚远；未曾了解任公子钓鱼的精神，离经世治国的能力也相距甚远：“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触蛮之争的故事是比喻诸侯之争只不过是为了蝇头小利而使国家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庄子》使用内容奇特的寓言，文章生动新鲜，引人入胜。清人刘熙载《艺概·文概》谓云：“……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

《庄子》行文汪洋恣肆，是指文章不遵矩度，当连似断，当断似连，或跳宕或重复，“若承日月，骑风云，上下星辰而莫测其所之”（宋濂：《诸子辨》），或议论或叙述，笔法变幻莫测。由于寓言多，寓言之间又往往缺乏连接过渡之语，或者用不同表述重复同一个故事，所以《庄子》显得散漫无拘，跌宕跳跃，或累叠重复。如《逍遥游》开篇讲述“北冥有鱼”的故事，中间没有任何交代忽然插入“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之句，以至于闻一多以为是衍文（其实可理解为，庄子是借“野马”句说明大到几千里的大鹏鸟其行动须要凭借风力，细微到游气、尘埃这类小的事物也须借助外力才能奔腾飘浮）。此篇有关大鹏鸟的故事和接下来“蝉与学鸠”的故事，以大同小异的笔法叙述了两次，一是直接描述，二是借引述“汤之问棘”又完整讲述一遍。看起来前后牵扯，当断不断，累赘重复，其实第一次叙述多有插入其他内容的现象，第二次则为集中讲述。两次所阐发的道理也各有侧重。第一次为说明大的物类其运行须凭借更多外力，小的则凭借相对较少。第二次则是说明大与小的差异是相对的。所以刘熙载指出：“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语，骨子里却尽有分数。”（刘熙载：《艺概·文概》）

《庄子》的语言也很有特点，词汇富赡，节奏鲜明，而且往往用词生动，语含情感。《齐物论》有描述洞穴形状与风声大小的文字：“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将大木身上各种各样的“窍穴”和风吹过这些窍穴发出的不同声响都通过不同的词语做出千差万别的描绘，词汇异常丰富。加上大量形式整齐的句式，文章富于激情和气势。《逍遥游》末段：“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风景的空旷广袤，性情的逍遥自在，又善用排比，人物的精神气质及其追求得到形象的反映，且充满诗意。《庄子》多描述文字，其中不少看似闲笔赘言，但却显出生动传神的语言特点。《秋水》：“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高贵与卑下两相对比，文字幽默讽刺。一个“吓”字更是传神地写出了鸱的虚张声势，将其担心恐惧、意欲恫吓对方的复杂心态表现出来。《列御寇》开篇写列御寇听从伯昏瞀人的建议，不久就使众人归心，但伯昏瞀人眼见得其“户外之屦满矣”的盛况，却“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颐，立有间，不言而出”。原来他不满意列御寇显迹于外的做法，“敦杖蹙之乎颐”（将拐杖竖立在地撑着下巴）生动地传递出其神情和心态。

《庄子》文章的奇异与作者哲学思想有关。如其主张齐万物，于是笔下畸怪形象时时出现，而畸怪形象又往往具有顺应自然的睿智见解。如《大宗师》里的子舆病到身体变形，但他自己却十分欣赏，对造物主的神力大加称赞：“伟哉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伟大啊，那造物主！把我变得这样佝偻蜷曲！弯腰驼背，五脏出口处于上方，下巴却在肚脐底下，肩高过头，颈椎也变形隆起朝天。）并且进一步假设说：“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如果再把我的左臂变化成公鸡，我就用它来报时；把我的右臂变化成弹丸，我就用它打下斑鸠做烤肉吃；把我的臀部变化成车轮，把我的灵魂变化成马儿，我就用来骑乘，难道还用得着更换另外的车马吗？）有了这样的境界，于是自谓可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又如庄子主张绝对的相对主义，于是《逍遥游》开篇即将表“鱼子”（指小鱼）之义的“鲲”一词用以命名形体大至几千里的巨形之鱼，而鱼又变化成巨鸟，接着又以描述的形式指出小至游气（“野马”）、尘埃都与硕大无比的鲲鹏一样不逍遥。这些畸怪形象及其忽大忽小、变化多端的状态形成独特的文学风景，让人瞠目结舌。

《庄子》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清人方东树认为：“庄以放旷，屈以穷愁，古今诗人，不出此二大派，进之则为经矣。”（方东树：《昭昧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