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现代主义在“小写历史”层面所引发的争议

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角度看，在小写历史层面，后现代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历史这棵大树的树干，而是那些附着于其上的树叶；其研究目标不再是综合历史整体，而是揭示历史碎片本身。这也就意味着向本质主义的传统告别，向“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告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所具有的微观分析和叙事方式为抵御“宏大叙事”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和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32] 被其归为后现代历史编纂学的代表作[33]。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间存在很多分歧，但其最大的共性在于对“宏大叙事”或称“元叙述”（meta-narratives）的反动，如利奥塔就曾将后现代直接定义为“对元叙述的怀疑”[34]。因此，放弃或解构“元叙述”在他们看来似乎也就成为判定小写历史著作是否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最重要指标。

然而，正是被后现代理论家所推崇的新文化史，其代表人物却对后现代主义与其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疏离态度。美国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在对上述归类的正面回应中强调：“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对于实际上有着不同目标的这三本书是个最有用的范畴……当我想起后现代时，我想到的是专注于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我还会想到，后现代的路数抵制普世化，更爱谈论碎片而不是融贯的整体。这三本书全都认真地对待地方性文化，然而，它们也关注经验和长时段的传统以及思想结构。我不觉得后现代的标签在这里能够说明多少问题。对于那种认为这几本书是后现代的，因为它们拒绝得出普遍性结论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虽然各有不同，但这三本书全都希望对于超出它们所研究的个案之外的过程能够得出某些洞识。它们全都得出了对于其他案例的看法，不仅是通过可能的类比，而且还通过交往网络的权力体系。”[35] 戴维斯的意蕴似乎是在怀疑小写历史层面的历史写作与后现代主义是否具有某种直接密切的关联，而且她坚信历史的枝枝叶叶虽然与历史之树的联系是松散的，但历史学家的工作仍是力求将这些枝叶还原于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之树上。

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林恩·亨特（Lynn Hunt）也认为，很难在专业历史写作领域找到以后现代精神来撰写的历史著作的例证。上述三本书或许体现了对“元叙述”的怀疑及其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它们坚持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东西来说明有关过去的更加广泛的问题，但在大多数方面它们确实无法满足后现代的那些指标；它们所显示的恰恰是历史学家寻求、捕捉、讲述过去真相的信心，它们根本不代表对于历史的放弃或理性信念的丧失。“在很多方面，勒华拉杜里、戴维斯和金兹伯格属于历史学家中最为坚决的‘现代主义者’之列。”[36]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确如亨特所言，意大利微观史学的代表人物卡洛·金兹伯格就对后现代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不屑态度。他认为安克斯密特等人完全误读了他的著作，将他归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家是很奇怪的；他觉得自己似乎“被实证主义者视为后现代主义者，而反过来又被后现代主义者视为实证主义者”，但这并不说明他的立场处于中间地带；在他看来，中间立场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并不处在中间地带，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并不在于将实证主义和怀疑主义各占一半地加以妥协”[37]。

尽管金兹伯格和戴维斯都坚决地否认其著作的后现代性质，但在局外人看来他们确实代表了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思想潮流的一部分，这可以从新文化史的理论来源中清晰地辨识出来。在林恩·亨特参加组织编写的新文化史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的导论中，回顾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时说：“到20 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这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而在其后罗列的对美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中，我们发现后现代主义及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占据了重要地位[38]。正如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它常被视为更广义的‘文化转向’的一部分。”[39]

其实，后现代主义在小写历史层面所引发的争议可以看作是西方史学界对于事实与理论、历史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和“宏大叙事”与微观研究、大小写历史的关系问题在新的思想视域下的深入反思。后现代主义成功地使得经验历史学家受到一次强烈震动，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其实践中仍竭力保持一种与理论的疏离态度，但这又触动他们重新思考在经验事实和理论洞见之间如何建立某种结构性关联，重新认识在学科边界发现新知和保持开放性心态的能力。在后现代主义炙热的骚动消歇之后，其合理和积极的成分在一定范围内被融贯于新一轮的思想发展中，被内化于小写历史的实际书写中，我们从中所获得的是新的理论自觉意识和对滥用历史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