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视角：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研究的关注

一是关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研究。廖林燕从乡村治理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面临的乡村治理困境，“一方面，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在逐渐下降；另一方面，现代法治秩序的建立却显得比城市和内地的乡村要更加困难，与此同时，确保社会规范得以运行的人才资源又在不断流失。这些困境从深层次上呼唤要不断加强和创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234]。钟洁等提出：“在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进程中，西部少数民族乡村整体上仍然面临严重的产业经济停滞、现代农业发展乏力、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消亡、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乡村全面衰落危机。”[235]陶自祥提出：“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村寨建筑文化城市化、传统文化失传、乡土文化主体缺失、村寨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现代性困境。根据云南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其乡村文化振兴应该以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为价值维度。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坚持以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三位一体的价值选择为原则。”[236]

二是关于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徐勇指出：“第一，乡村振兴并不是每个村都要振兴”;“第二，国家对于乡村振兴支持的重点是欠发达地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更多地需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国家行为支持乡村振兴”;“第三，在乡村振兴中注重发挥区域特色和优势”,“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要十分注重修复、保护好生态资源，避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一二三产业融合中，西部地区的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实现一三产业的融合”。[237]黄振华等基于云南大理“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实践，提出乡愁作为平衡传统和现代的基本尺度，破解了乡村振兴的路径难题，对于其他地区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238]张琦等提出，民族地区要“走一条外源性发展向内源式发展转变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映射到实践层面则是从“文化代理”向“文化自理”的转变，探索出本土化的乡村振兴道路。[239]此外，也有从传统治理资源的角度关注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价值。如关注“仪式情景中的象征秩序空间”[240]、“拉祜理”[241]、传统仪式文化[242]，等等。在具体路径上，也有从健全乡村治理体系[243]、居民主观能动性和权益保障[244]、社会工作介入[245]、非遗资源的“两创”[246]等多维度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