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三农”问题与劳动力流动

作为中国城市偏向政策的独特手段，通过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导致改革前几十年农业劳动力不能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转移到非农产业，并抑制了城市化进程。改革以来，随着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市部门，并且随着城镇的扩张，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改善了人口分布结构和劳动力产业分布结构。然而，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相对于其他领域大为滞后，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制度性阻碍，相对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农村人口比重仍然偏高。

我们可以采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做类似的分析。在表2.2中，我们选取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中国接近的一些国家，^[31]与中国的结构进行比较。在所比较的指标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农业劳动力比重和农业增加值比重表示经济结构状况，农业生产率（农业增加值比重与农业劳动力比重之比）反映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表2.2 在比较中观察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

由于进行比较的这些国家与中国处于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如果中国的结构变化是接近于典型化的，则城市化水平、农业劳动力比重、农业增加值比重和农业生产率都应该与这些国家有类似的变化。但事实上，大家虽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但中国在上述结构变化的指标上都呈现出滞后的特点，由此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非典型化特征。这种结构状况是农民收入增长源泉枯竭，不能继续提高的根源。

在一个一元化、匀质的并且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的经济中，假设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不存在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障碍，农业份额大致不变，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与非农收入通常可以保持一个均衡。这时，可以假设农民收入仅仅取决于农民出售的产品数量和该产品的市场价格。在农业生产率从而产出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价格变化方向决定农民收入的变化方向。如果价格保持相对稳定，则农业生产率从而产出水平的变化方向决定农民收入的变化方向。但是，这个农民收入变动方向将继续与非农产业收入保持均衡。这是因为，在这个匀质的经济中，假设对农产品的需求是固定的话，一方面，农业生产率所能达到的水平，相应地推动农业中富余出来的生产要素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缩小农业份额；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提高从而农业收入提高可以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进入农业部门，从而增加农产品供给，把农业收入拉下来。但是，由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农业收入也不会下降到其他部门收入的水平之下。

但是，在另一种情形下，即在一个假设有着严格限制的二元经济中，上述假设中的两个条件都是不存在的，即由于制度约束，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存在着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并且由于处于产业结构变化快速时期，农业份额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由于生产率提高还是由于投入增加导致的产出增长，在倾向于压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的同时，由于劳动力不能相应转移出去，则人均产出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导致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降低，农民收入也不能由此得到提高。与此同时，由于正处于农业份额剧烈下降的时期，一旦农产品供给超越短缺阶段，则农产品需求弹性很小，非农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足以相应提高对农产品的需求，因此农产品价格不能得到提高，农业越增产农民相对收入越低。

从图2.8可以看到，S曲线为供给曲线。对单个生产者而言，其提高生产率和产量后，图2.8（a）中的供给曲线S会右移至S′。单个农民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而不能决定和影响市场价格。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产量和供给就会增加收入，即图2.8（a）中阴影部分的面积。在市场环境下，每个单个农民都希望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然而，对整个农业生产而言，它不是接受价格，而是决定价格。当产量提高时，图2.8（b）中的供给曲线S右移至S′，在农产品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这时价格会从P下降至P′。需求越缺乏弹性，价格下降幅度也越大。农民在产量增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可能没有增加收入。

图2.8 农业增收的悖论：二元经济现象

我们也可以把图2.8（a）描述的情景看作短缺经济条件下的全部农业。在短缺经济条件下，需求得不到满足，需求曲线可以看作水平线。即使所有人都增产，也能够保证价格不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农民都可以靠扩大生产来提高收入，各级政府都鼓励农民提高产量以提高收入。而图2.8（b）描述的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情形，不再存在食品短缺的现象，中国目前已处于这种状态。这时需求曲线不再是水平的，而农产品的需求弹性是很低的，因此，需求曲线越来越倾向于垂直，这时再增产，只能降低收入。

这一点告诉我们，传统的增加农民收入的思路已经过时了。在没有生产要素（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条件下，那些生产率达不到平均水平的农民将转移出去。由于农产品总供给减少，价格可以回升，农民收入可以提高。但在存在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条件下，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不出去，技术上提高了的劳动生产率反而降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上述调整过程不能发生。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二元经济向匀质的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份额迅速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所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有巨大的转移压力，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市就业体制的约束，这种转移不能充分实现，特别是劳动力转移不能形成在大多数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永久迁移现象。因此，中国农业的处境恰好处于上述两种情形之间，中国农民收入取决于农民出售的农产品和所能实现的劳动力转移两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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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ym Anderson and Yujiro Hayam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idney London Boston：Allen &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6.

[2] Anne Krueger，Maurice Schiff and Alberto Valdes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5 Vol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992.

[3] Michael Lipton，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Urban Bias in Worm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Robert Bates，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

[4] M.Olson，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M.Olson，“The Exploitation and Subsid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Developing and Developed Countries”，paper presented to the 19^th 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Malaga，Spain，1985.

[5] T.W.Schultz （Eds.），Distortions of Agricultural Incentive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8；Kym Anderson and Yujiro Hayami，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otection，East Asia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idney London Boston：Allen & Unwi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Japan Research Centr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6.

[6] 例如，奈特等通过把刘易斯模型和一个剪刀差模型相结合，描述了在一个典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扭曲的城乡关系政策所造成的城乡差距格局。参见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The Rural Urban Divide，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7] Kam Wing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8] W.A.Lewis，“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22 （May），1954：139-191.

[9] Gustav Ranis and J.C.H.Fei，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Theory and Policy，Richard D.Irwin，1964.

[10] J.Harris and M.Todaro，“Migration，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A Two Sector Analysi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0，1970：126-142.

[11] 关于对各种定价政策影响的分析框架和估计方法的应用，请参见George S.Tolley，Vinod Thomas and Chung Ming Wong，Agricul tural Pricing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Anne Krueger，Maurice Schiff and Alberto Valdes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5 Vol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992。

[12]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学者尝试作出这方面的估算。参见李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夏季卷，1994年；Ross Garnaut，Fang Cai and Yiping Huang，“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n Ross Garnaut，Guo Shutian and Ma Guonan （eds.），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我们仍然可以将所有这些估算作为必要的参考信息，以便取得与理论分析的一致性。

[13] 蔡昉、杨涛：《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4] Dennis Tao Yang and Hao Zhou，“Rural-Urban Disparity and Sectoral Labor Allocation in Chin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February，35（3），1999：105-133.

[15] Xinmin Zhang et al.，“The Analysis of Rural-Urban Income Disparity”，manuscript，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of China，1994.

[16] 劳动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0，1992—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

[17] 1978年，9500万劳动力在城市部门就业，3.06亿劳动力在农业就业。与此相反，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拥有固定资产总额为4488.2亿元，而农业中的固定资产总额仅为949.8亿元。这意味着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比率为3.2∶1，资本比率为1∶4.7。

[18] 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Food Availability，Entitlement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The Economic Journal，Vol.110，October，1999：136-158.

[19] J.MeMillan，J.Whalley and L.Zhu，“The Impact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4），1989：781-807；Justin Yifu Lin，“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Growth in Chin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2 （March），1992：34-51.

[20] T.Grove，Y.Hong，J.McMillan and B.Naughton，“China’s Evolving Managerial Labor Marke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03，No.4，1995：873-892.

[21] Gary Jefferson，Thomas Rawski and Yuxin Zheng，“Chinese Industrial Productivity：Trends，Measurement Issues，and Recent Development”，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October，23（2），1996：146-180.

[22] Loren Brandt and Xiaodong Zhu，“Redistribution in a Decentralizing Economy：Growth and Inflation in China under Reforms”，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08，Issue 2，2000：422-439.

[23] 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伊始之时，中部地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例如，农村家庭承包制和国有企业放权试验都是从中部地区如安徽和四川开始的。因此，在那个改革阶段，中部地区是改革的较大受益者。

[24] Ross Gamaut，Fang Cai and Yiping Huang，“A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in Ross Gamaut，Guo Shutian and Ma Guonan （Eds.），The Third Revolu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5] 例如，在各级政府官员中都有人支持所谓“三自一包”，但这种体制的出发点也无非是给农民生产和销售产品上多一点自由而已。不同意见并没有触及根本性的发展战略。

[26]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28]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经济研究》1998年第6期。

[29] Anne Krueger，Maurice Schiff and Alberto Valdes （E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icultural Pricing Policy，5 Vols.，Baltimore，Maryland：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1992.

[30] 这类补贴涵盖了一系列内容：粮棉油价格补贴（占1998年全部价格补贴的79.4%），平抑物价补贴（占4.0%），肉食价格补贴（占3.7%）和其他价格补贴（占13.0%）。参见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年鉴》（1999）。

[31] 1999年中国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排位第128位。所以，我们选取的是排位在第123位至第133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