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杠杆和流动性基础
标准微观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通过取得贷款或者发行证券等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财务需求，企业产生的现金流可以保障偿还贷款或者证券收益。只要再投资的净现值为正，投资者一般都会同意提供这笔资金，[1]但现实中却并非如此。企业紧密关注他们现在的以及预期的现金头寸状况，以保证在任何时候均能满足必要的流动性需求，而不是等到现金用光才考虑这个问题。为了防止流动性短缺，企业需要提前利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端和负债端来安排融资。在资产端，企业通过购买国债或者其他相对安全、且可在必要时卖掉的资产来贮存流动性。[2]在负债端，企业可以申请授信额度，或者发行一些可以使其灵活管理现金的证券，如长期债务，优先股以及直接股等。[3]最近的次贷危机有力地证明了，在萧条时期面临“期限错配”（maturity mismatch）的条件下，寻找融资的代价是何等高昂，甚至无法实现。金融机构不得不努力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来代替那些他们在繁荣时期习惯使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短期融资方式。同时，他们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卖出资产，进行“去杠杆”。金融部门的困境导致非金融部门的正常融资渠道关闭，导致整个经济体的破产、萧条。这样规模的危机显然是罕见的，但是它向我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提前为流动性需求做好准备而不是坐等需求找上门来是何等重要！
到目前为止，现代公司财务中有一些理论可以解释为何企业需要流动性，每种理论都对企业为何需要获得保险以应对更高的借贷成本或由信息问题导致的完全信贷配额提供了一种解释。冯·萨登（Von Thadden，1995）认为，一个处于等待中的企业会因为逆向选择而无法获得融资——逆向选择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最糟糕的情况下，资产和信用市场甚至会完全枯竭。[4]“信号干扰”（signal-jamming）的成本是需要提前融资的另一个原因（参见Bolton and Scharfstein，1990；Fudenberg and Tirole，1985）。如果金融机构是根据企业现在的表现来决定未来的再融资，那么竞争者将会采取隐藏行动来掠夺对方，例如用秘密降价伤害对手，令他们在财务上显得虚弱无力。在均衡中，市场可以观察到这一点，但是不管怎样，这种浪费性的信号行为是理性的。为了防止这样的掠夺行为，企业有激励（以一个可公开观察的方式）提前保障自己的资金。
本书中我们采用一个简单的、以信息为基础的模型作为流动性需求的驱动。一个关键的假设是，企业无法承诺投资人得到所有的投资回报。内部人（从控股人到经理再到普通雇员）均由于享有各种私人利益而使得总收益和保证性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缺口。内部人会获得雇佣金、享有津贴、参与企业扩张或者被激励工作以获得额外收入；直到这些收益不能再被提前转移或者支付，它们都进不了外部投资人的口袋。
这种投资收益的部分不可保证性，会使得一个项目的融资成本更高甚至变得不可能。即便项目顺利开始，私人收益也会使得未来的再投资变得很困难。我们认为企业在初始阶段和未来都会面临信贷配给的问题。但是企业初始融资阶段和再融资阶段的信贷配给问题有关键区别：在后一阶段，企业可以预期信贷配给因而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从而避免这个问题。
我们在第1章开始，用一个简单的、带有限责任的道德风险模型来说明，总收入和可保证收入之间的缺口是如何形成的。第2章在企业的初始投资已经沉没时引入流动性冲击，这使得企业有了流动性需求。我们说明了如果潜在的流动性冲击足够严重，企业需要预先安排好融资以防止未来面临成本高昂的信贷配给。企业需要同时考虑偿债能力（初始阶段充分资本化以吸引融资）以及流动性需求（应对未来的偿付问题）。最优设计显示出流动性和非流动性投资之间的权衡：企业购买的作为保险的流动性越多，投资在非流动性资产上的越少。换言之，企业可以选择较大规模，但存在期限错配（较多长期非流动性资产以及较少的短期流动性资产）的资产负债表，也可以选择稍小的但是更安全的资产负债表。
附录2A说明了，流动性冲击规模的私人信息如何限制合同的可能性，以及其如何影响最优解甚至流动性需求。附录2B主要解决一个明显的问题：我们建立的企业流动性需求模型与广泛研究的消费者流动性需求模型有何不同？
注 释
[1]如果债务即将到期，要想追加融资，之前的合同需要重新谈判。
[2]一些非金融类企业会持有惊人数量的流动性资产。像微软这样的大型技术型企业有时会持有价值百亿美元的流动性工具，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相对安全但是低收益率的债权。这种现金的积累为重大并购以及对冲流动性短缺提供了准备。
[3]布朗诺米尔和皮特森（Brunnermeier and Pedersen，2009）在采用负债端方法时讨论“资金募集流动性”（funding liquidity），在采用资产端方法时讨论“市场交易流动性”（market liquidity）。
[4]逆向选择会令市场冻结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阿克洛夫（Akerlof，1970）。最近的一些论文利用阿克洛夫的模型分析了不能出售遗产如何影响再投资政策，参见House and Masatlioglu（2010）；Kurlat（2010）。菲利蓬和斯格拉塔（Philippon and Skreta，2010）以及梯若尔（Tirole，2010）研究了当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在（清理过的）金融市场再融资时国家如何启动资产市场。戴利和格林（Daley and Green，2010）展示了非流动性市场的融化如何受有关个人资产质量信息的增加以及卖家等待策略的影响，即通过表示不急于卖出手中的资产，传递他们的资产质量高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