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日用　精致

计时

历法，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历法的起源，却历来是个神秘莫测的问题。然而，少数民族中历法“活化石”的存在，却为解开这千古之谜提供了钥匙。

中国古代有太阳神吗？

相传，上古时代，中国有一个强大的部落。他们的首领被尊称为“太昊”，意为太阳神。后有继任首领，又被称为“少昊”，即小太阳神。这个部落栖息在泰山周围地域，东到黄海之滨。又相传，帝尧时，天官羲仲被派往近海的东方，专司祭祀日出，以定春种之期。说来也巧，就在山东濒临黄海的地方，发现了颇为值得研究的类似遗迹，出土了一些用于祭祀的大口陶尊，距今已有四五千年。

这种陶尊上，分别刻有天文图像。其中有一种是由三部分构成的：上为旭日，下为群山，中间的刻画似火似云，不甚分明。刻画极其工整，还涂有朱红。看到这幅图像，会令人联想到泰山观日出的情景。古文字学家多释此图像为描绘日出于大地的“旦”字。

陶尊上，如何绘此图像呢？这或许就是一种崇拜太阳的遗迹吧？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

远在很古很古的时代，天和地刚刚分开，世上一片混沌。月亮出来了，才冲破了黑暗。月亮孤零零的，太寂寞了，她就请来了星星。星星一来，银光闪闪，太空就热闹起来了。可是，大地上还只有冷冰冰的沙子和石头，死气沉沉。月亮就去请太阳，太阳一出来，红彤彤，暖融融，草木长了出来，发芽伸枝，虫鱼鸟兽也先后来世上驰骋遨游。整个世界变得朝气勃勃，一派生机。最后，人才来到世上，育儿女，种庄稼。你看直到现在人和万物谁也离不开太阳呢！

这个故事，是1976年考古学家邵望平、天文学家卢央去云南省进行天文学起源调查时，一位哈尼族老人讲述的。故事以拟人的文学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普照万物的太阳的神奇功力。这不恰好揭示了原始社会先民崇拜太阳的道理所在吗？

崇日，是否纯属一种迷信呢？不是的。正如古代化学曾披着炼丹术的外衣出现一样，古代的天文历法也是笼罩着神秘外衣出现的。我们下面就是要剥掉这层外衣，探究一下天文历法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最早的历法是如何产生的？

太阳一出一没为一“日”，这是天文历法中最早的计时单位。这一观念大概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了。所以，人们相传，上古时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历法中年、月等基本概念的发生，则大约是原始社会晚期的事情了。因为这时农牧业经济已经产生。

我们知道，“年”的概念，在经营原始农业的民族中，总是指庄稼的生长周期。台湾地区的古老居民高山族，过去，他们的“年”的含义就是指粟的收获，这次收获到下次收获期为一年。3000多年前，商代“年”的含义也是这样。商人的“年”字写作一个“人”背负一“禾”，寓禾稼已成熟收割之意。在牧区，“年”的概念则与牧草的生长联系着。“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草的一枯一荣，是牧业生产的一个周期。古代以游牧为生的宕昌羌人和鞑靼人，就都是以草的荣枯计岁时的。若问其年龄几何，则回答说：“我见过几次青草发芽了”，或径直说：“我几草了。”在渔猎民族中，“年”的概念则与其主要的捕猎对象的活动规律联系着。祖居中国乌苏里江的赫哲族人，一直保留着一种古老的遗俗，每捕一次鲑鱼（大马哈鱼），则挂起一个鱼头，用以记岁。若他们有人对某事的年月记忆不清时，同族人责怪他时则说：“你连吃过几次鲑鱼都忘了吗？”

显然，这些“年”的初始概念都同动植物的活动、生长周期联系着，也即同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的周期联系着。这种周期其实就是地球绕日公转周期的反映。

农牧业生产，在周期性的活动中，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比如“月”的划分，起初也只是一年中的一些生产阶段。中国云南省、四川省的傈僳族，在他们过去的历法中，1年并不是12个月，而是10个季节月，即开花月、鸟叫月、烧山火月、饥饿月、采集月、收获月、酒醉月、狩猎月、过年月、盖房月。

各月的日数长短不一，并无定规。若今年粮食歉收，那么来年的饥饿月就开始得早些。这种季节月，原来并不是依据月相规定的，而是根据物候、生产、生活的规律逐渐形成的。这种季节月，往往都形成了口头文学式的生产调，世代口传心授，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哈尼族的季节月生产调有多种，内容十分丰富。如“若拉月来到了，竹子节节高了，竹叶出蓬了，小伙子不能再上山玩了，不能再串姑娘了。谷子抽穗了。农事大忙了……”这种生产调，实际已经成为一种物候历，一经用文字写定，则是早期成文的历法。中国的一些古历，名叫“月令”，就是这样形成的。

古人是如何发现闰月的？

傈僳族把1年分为10个季节月的历法，是原始历法的早期形态之一。此外，还有一种以月相变化为依据的太阴月。月圆为1月，或新月初升为1月。比如高山族过去的历法有的就是这样。每当收获之后，再逢月亮圆时，便过新年了。在他们那里，年无定月，月无定日，岁首也无定期。这也是极其粗略的历法。本来，在原始历法中以物候为特征的太阳年和以月相为依据的太阴年，没有恰当的倍数关系，两者每年相差11天多。但因其历法观念极其模糊，没有细致的观察和计算，所以，他们没有觉察到这种矛盾的存在。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计数能力的提高，以及观察的不断深入，这种矛盾就会被发现。某年1月恰好月圆时，桃花盛开，鱼儿上水了。今年又到了1月，月亮也圆了，桃花怎么迟迟不开，鱼儿也不上水呢？物候的周期怎么同月亮的12次圆缺不相一致呢？那么春播期又该怎么确定呢？生产实践中提出了问题，要求人们必须去予以解决。

云南省西盟山一位佤族老人讲，在他年轻的时候，佤族中的一些古老风俗还很盛行。每到二月快该播种时，翁戛科寨子的头人就到河边上看鱼儿是否上水，野蜂是否已经飞来。如果鱼儿没上水，野蜂也一准不会来，头人回到村寨就宣布，当年要再过一次“二月”。岳宋寨子的头人在“莫”月（佤族四月）过后则去看桃花，如果桃花尚未放苞，人们就以为这年很奇怪，头人就宣布今年再过一个“怪月”。

我国台湾地区兰屿的达悟人，每捕完一次飞鱼即过新年，1年12个月，新月初升为月首。第12月为“石落月”，意思是在本月内要像石头落地一样结束捕获飞鱼的作业。然而，有时“石落月”已过，飞鱼还源源而来，他们就再加一个“泛舟之月”。

我们可以看到，生产实践提出来的问题，又在实践中予以解决了。增置“怪月”或“泛舟之月”，大概是原始历法中置闰的初始办法了。它的出现，标志着原始历法中的阴阳合历在生产实践的推动下，已具雏形。

古人如何观星定时？

我们谈到的傈僳历、佤族历以及高山族达悟人的历法，虽然各有特色，但概括地说，都是以观测物候定农时的，是一种物候历。原始的物候历也是有缺陷的，请听基诺族布鲁些老人的一段叙述吧！

我们基诺人是从什么时候种旱谷的，谁也说不上了。如何播种和怎样确定节令的方法，也都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节气快到了，老人们就说：“去看看苦笋吧，苦笋长到一锄把高，就该撒种了。”可是，谁又知道，苦笋常因雨水、土质、气温不同，长势不定，根据苦笋播种，多数年头都有收成，但有时未成熟，人就挨饿了。后来，人们发现天上的星星比苦笋报信准。天上有三颗较亮的星星，一顺儿排着，就像妇女绕线的拐子，我们叫它大拐子星；还有三颗小一些的星星，离得很近，顶着大拐子星，我们叫它小拐子星；在稍远的一头还有一窝星，我们叫它鸡窝星。每年播种季节，太阳落山不久，它们就在西边天上亮了，离地有三人高（约45度），过不大一会儿，它们也就跟着太阳落了下去。在这时候撒旱谷，就会收成好。后来，我们撒种时就看星星了。

布鲁些老人这番话使我们知道，西双版纳的基诺人是用偕日没的方法观察参、昂等星宿的方位来定农时的。这在历法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由以物候定农时过渡到观测星象定农时，从此使观象授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拓了天文学研究的广阔领域。

古人如何观日定时？

云南省澜沧县的木戛乡，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故事。

太阳神是很勤劳的，每天都要出来在天上从东到西走一遭，看看人间万物。冬天冷了，它就骑着马儿跑。马儿聪明，专找近路走，跑得一天比一天快，到最快的时候从木戛东南边的路迪寨子上来，从西南边的那帕寨子背后就回去了。天热了，太阳就改骑猪，猪走得慢，而且挺笨，尽走远路，走得最慢的时候，是从木戛东北方向的克到寨子上来，到西北方向的哈胡寨子才回去。后来，就又换成骑马，当太阳再从东南方的路迪寨子上来时，就是一年了。

这个太阳出巡的故事，采取了比拟的手法，披上了神话的外衣，只要透过这些现象，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事所描述的正是当地太阳的视运动规律。故事中讲到的木戛乡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个寨子，大体上就是在木戛乡见到的冬至、夏至时太阳出没的地平方位。虽然在这个故事创作、流传的年代，当地拉祜人还没有形成冬至、夏至的科学概念，因而也没有太阳回归年的概念，但故事表明这些都已在孕育之中了。

据说，哈尼族过去有人曾以木棍测日影。那是一根被刻了许多刀痕的木棍，它被置于屋中一个太阳光可以经常照到的地方。根据太阳初照时的不同情况来判断一年中季节的更替，可能还以棍影在地面上的移动和变化，测知一日的时辰。

这位哈尼族人大概并不曾意识到他在创造一件天文仪器，那根木棍显然已兼有圭表和日晷两种仪器的作用了。当然，我们还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圭表，可是，追溯一下历史，圭表不就是从一根木棍发展而来的吗？

中国天文学历史上，圭表的发明标志着最早的太阳历的形成。《尚书·尧典》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是中国太阳历已正式形成的最早记录。早到何时？《尚书》成书虽晚，但此事，我们认为那是发生在中国文明时代之初。自此，中国天文历法学完成了孕育、萌芽的阶段，进入了发展时期。

纵观中国天文历法起源的过程，可以肯定地说，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类头脑中固有的。它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植根于生产实践之中，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它们一经被认识，就又成为巨大的生产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先导！中国青铜时代的高度文明不就是证明吗？

（郭伯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