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格史与阿里地区政治文化史研究

古格乃至阿里地区的历史研究是目前藏学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10～13世纪古格王国的政治史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角度讨论古格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更是少见，因此考虑到本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笔者决定在回顾与梳理学术史时，在地理范围上不局限于古格，而是扩展到古格所在的整个阿里三围地区。在政治史的议题上，也不局限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本身，而是适当地扩大，包括西藏历史上的政教关系研究和古格王国政治史、宗教史研究等内容。由于政教关系研究一直是西藏研究中的重点话题，从来不乏前贤时彦的垂青，相关论著也相当丰富，因此对西藏政教关系的学术史回顾，笔者不打算将目前所有的研究论著作流水账式的详细列举，而是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对代表性成果的分析，尝试对既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加以梳理，从中指出其对本书的研究起到的启发与反思作用。

首先，在西藏政教关系的研究中，“政教合一制”是藏学界最早讨论的热点问题，相关论著在藏学研究成果中所占比例不小，但泛泛而论的居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西藏“政教合一制”问题的讨论，包括分析政教合一制在西藏出现并长期存在的原因、辨析西藏历史上各大政权是否为政教合一制的政权等。[3]以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式深入探讨西藏政教关系的历史演变，最早且影响最大的，迄今为止仍然莫过于1981年以藏文出版的东嘎·洛桑赤列活佛的《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一书。东嘎活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社会经济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角度，首次系统、全面地梳理了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史，并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吐蕃王朝后期王权将土地、牧场、牲畜、奴隶等生产资料授予佛教寺院，逐渐通过寺院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僧侣贵族阶层，构成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与经济基础。二是寺院经济的发达，使得僧侣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形成上层僧侣贵族和普通僧人两个对立的阶层，僧侣贵族集团为保护自己的利益与世俗政治权力相结合，由此构成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而这一社会基础和阶级根源的形成，正是在吐蕃分治割据时期的400年中（10～13世纪）生成的。[4]东嘎活佛的研究，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和阶级结构的把握，揭示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演变的形式，并且点出了其在10～13世纪西藏政教关系演变中的重要地位。不过该研究过分强调经济结构而忽视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很少从“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和理解西藏的政教关系，这正是本书试图着力推进的地方。

东嘎活佛之后，仍有不少学者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和形态进行补充论证，王献军成为此后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的代表学者。其1997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详细地论述了分治割据、萨迦政权、帕竹政权、甘丹颇章政权等西藏各个历史时期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和演变。[5]论文第一章“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萌芽——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简要地梳理了9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萨迦、帕竹、蔡巴、止贡、夏鲁、雅桑六个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过程，指出其共同的特点在于教派势力与世俗地方势力的结合，已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但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显得“简单”“粗糙”，因此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的雏形或萌芽期。[6]此文继东嘎活佛之后，比较明确地意识到10～13世纪在西藏政教关系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但由于作者受限于对“政教合一”的概念论述，对政教关系的考察过于重视教派政权，而忽视了这一时期仍然大量存在的世俗政权的历史，未能涉及世俗政权中政教关系的情况。而这也正是本书打算重点考察的内容。

此外，近年来学界已开始注意到“政教合一制”在西藏的具体形态方面，在时间上和地域上是有差异的。如戴发望提出西藏后弘期政教合一制存在家族式与教派式两大类型。[7]另一些学者则将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研究，拓展到西藏以外的其他藏族聚居区，如开始讨论安多、四川藏族地区的一些后弘期地方政权的政教关系问题。[8]特别是关于康区土司制度的政教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土司制度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教合一制，只不过它与卫藏地区的情况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形式差异。[9]这些讨论，引起学界对藏族地区其他地方和区域政权政教关系的争论。如有学者认为，康区的政教关系不算政教合一制，只能归属于政教联盟的类型，或者是在政教关系上存在着多种类型同时并存的情况。[10]这些论述虽然丰富了学界对藏族社会政教合一制历史的理解，但大多囿于什么是政教合一制的概念之争，未能结合西藏的地方社会或区域政权的历史细节展开深入考察，只是从一种政教合一的概念到另一种政教合一的概念的泛泛之论，缺乏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对政教关系所涉及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进行细致的分析。

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丰富和深入，近年来学界在历史上西藏政教关系的研究上突破政教合一论题束缚，开始从整体上把握和论述西藏政教关系史的发展概况，其中朱丽霞、周松在参考了众多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著的《佛教与西藏古代社会》[11]一书颇能代表这一研究趋势。该书不再单纯地从政教合一的角度来讨论西藏的政教关系史，而是完整地考察了历史上西藏政治与藏传佛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梳理了藏传佛教和藏族传统法律的互动关系，颇能从细节处把握西藏政教关系研究的关键。然而遗憾的是，该书对政教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对包括10～13世纪在内的后弘期佛教与西藏政治的考察，仍以各大教派的教法史为叙述主线，以教派为中心分别对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与西藏政治的关系进行梳理，占了全书一大半的内容，而对后弘期以来与教派政权并存的类似于古格王国这样的区域性世俗政权的政教关系未曾着墨。

从上述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学者对西藏政教关系的理解，或局限于“政教合一制”的概念式讨论，或受限于藏传佛教传统教派发展史的历史书写模式，对政教关系的多方位、多层次理解的研究相当不足，涉及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具体分析则更少。但也有少数学者在进行这样的尝试，特别是石硕对吐蕃王朝政教关系的研究具有研究方法上的代表性。石硕对吐蕃王朝不同时期和不同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政教关系特点做了具体、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将吐蕃王朝政教关系的发展演变放到吐蕃王朝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及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进行研究，揭示了吐蕃王朝政教力量的互动关系和深层结构，对本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考虑到古格王国作为吐蕃王朝的直系后裔政权，石硕对吐蕃王朝政教关系的分析，对本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12]

其次，在“古格政治、宗教研究”上，本书不孤立地考察有关古格的研究成果，而是采取将与古格相关的阿里地区的研究都纳入视野中来加以综述的原则。尽管研究阿里地区的成果相较于藏学研究的其他领域来说数量不多，但国内外学者仍然在相关领域做出过许多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和启发，没有他们的一系列成果，本书的研究是不可能如期完成的。对于既往的研究成果，下文按照现有研究者学术语言的使用情况大致分为三大部分，一为国内汉文学术界，二为国内藏文学术界，三为国外藏学界。接下来将分别就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情况予以综述。

古格王国所在的西藏阿里地区，地处西藏西部边境，与内地相隔绝远。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汉藏之间的直接交流相对贫乏，因此留下来的可资利用的汉文文献极为稀少，特别是古格时期几乎没有相关的汉文文献可资利用，所以学界对西藏阿里地区古代史的研究，主要依赖的是考古资料和古典藏文文献。在考古学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取得了令人兴奋的成绩，是相关研究中成果最多、学术影响力最大的一个领域。近20年来，张建林、霍巍等学者先后围绕古格王城遗址、东嘎皮央石窟群以及散落在阿里各地的众多寺院遗迹，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填补了古格历史上许多不为人知的空白，大大丰富了传世文献以外的古格史研究资料。[13]而在历史学方面，古格史的研究现状却不太理想。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主要依赖汉文文献进行西藏历史研究的优势，在阿里研究中显得颇无用武之地，[14]因此该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也相对较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可以说是用汉文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古格历史的学术专著。事实上，国内有关阿里和古格的书籍，最初并不是由历史学家们撰写的。真正使阿里为国人所知的，是一批投身于西藏文化事业战线的文艺工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马丽华、巴荒等作家亲身游历阿里，以散文的笔调和游记的形式，向国人娓娓道出了神秘的阿里传奇，吸引了不少读者开始关注阿里和古格。[15]此后，类似著作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一批多年从事阿里和古格考古的学者，也相继撰写了一些有关阿里和古格历史与考古杂记类的通俗读物。时至今日，关于古格时期阿里历史描述的通俗著作已有很多，由于这些著作主要以文学性见长，其目的在于讲故事而非学术研究，在此就不详加评述了。[16]

事实上，在古格史的研究中，以学术研究为主旨的国内汉文论著其实并不多见。由于只有藏文史料可资利用，早期学者们大多视此为畏途，鲜能深入，因此有志于此的学者大多是具有汉文书写能力的藏族学者。与文学界大体一致，国内汉文学术界对古格史和同时期的阿里历史的关注基本上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90年代初，藏族学者尊胜首次讨论了阿里三围时期，拉达克、古格和亚泽等政权的王统世系以及阿里三围的地域概念；[17]稍后范亚平则比较粗略地综述了古格王朝历史的简单情况；[18]同一时期，伍昆明在其所著的《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一书中专章论述了古格王国灭亡前后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在阿里地区的传教活动，并揭示了不少古格王国覆灭的历史细节，这是迄今为止在这一问题上考证最精详、所用史料最丰富的研究成果。[19]稍后喻天舒也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但在史料和见解上，并未有新的突破。[20]在90年代初的小热之后，学术界在古格历史研究上沉寂了多年。进入21世纪，随着阿里考古的深入开展，古格历史再次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2007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一次关于西部西藏的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西部西藏的文化历史》一书。此书在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等多个方面对西部西藏特别是阿里地区的诸多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其中张云在尊胜的基础上重新考证了包括古格王国在内的阿里三围时期诸政权的王统世系；班班多杰则对后弘期初期以古格为中心的上路弘法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巴桑旺堆则试图澄清“阿里”这个地名在分治割据时期的不同意涵。这些成果对本书的研究助益颇大。[21]

综上所述，汉文学术界的古格史和阿里历史的研究基础十分薄弱，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关于阿里历史的学术专著出现。但值得一提的是古格·次仁加布的《阿里史话》一书，该书只有11万字，虽然是一部通俗性的阿里简史，但不容忽视。由于该书是“西藏文化旅游丛书”的一种，古格·次仁加布在撰写该书时要考虑到通俗性的问题，所以在学术规范上有所忽略，尽管该书在某些方面的学术价值颇为可观。该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阿里简史，这部分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时的阿里地区，简要地概述了阿里历史上的象雄时期、吐蕃时代、古格时期、噶本政府时期的一些情况，这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占到全书内容的40%左右。二是收录了作者自己的一些小论文，例如考证了著名的拉喇嘛益西沃殉道故事的真伪，对神山圣湖以及阿里地区的托林寺、科迦寺等著名寺院的历史给予简要介绍。因此，该书实际颇具学术上的参考价值，而其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汉文读者能够使用的唯一一部关于古格史和阿里历史的书。[22]

与国内汉文学术界的寥寥成果相比，国内藏文学术界的古格历史研究成果要丰富一些，不但有论文发表，还有数部相关研究专著出版。由于语言上的优势，国内藏文学术界在阿里研究上本来可以大有作为，但藏学领域里大有可为的题目太多，分散了研究者的注意力，所以真正有志于此的藏族学者并不多。目前藏文学术界研究古格史和阿里历史的主力，主要是出身于阿里地区的一些藏族学者。其中最有成就的是冈日瓦·群英多吉（）和古格·次仁加布（）。冈日瓦·群英多吉出生于阿里，曾在印度多吉丹大学学习，在藏族学者中，他是较早专注于阿里历史研究的学者之一。1996年，他以藏文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研究阿里历史的专著，汉文题名为《雪域西藏西部阿里廓尔松早期史》，书名中的“阿里廓尔松”就是常用的“阿里三围”的音译。该书出版的当年正好是托林寺建寺1000周年，所以其面世，有为托林寺献礼之意。书中主要论述了阿里王朝的三个分支政权——古格、普兰和亚泽的演变历程，同时较详细地介绍了当时阿里主要寺院的情况，以及阿底峡、仁钦桑波等古格时代的佛教大师的生平事迹。[23]

1996年对于阿里来说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当年除了群英多吉的这部专著出版之外，还有一部重要的有关阿里历史的藏文著作《阿里历史宝典》问世。该书由阿里地区政协组织编写，全书共分4章，第一章叙述了古代阿里和古格王朝的兴衰，以及后来的甘丹颇章政权辖下的阿里噶本政府情况，对日土、扎布让、达巴、普兰四宗在清代的政治、经济情况也有所述及；第二章为寺庙志，介绍了阿里地区最有影响的13座寺庙的情况；第三章则是阿里地区当代史的内容，叙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阿里地区的历史情况；第四章为附录，辑录了与阿里历史、地理、宗教有关的6篇论文。该书虽然内容丰富，但成于众手，且旨趣不在学术研究上，主要起到了资料汇编的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完成这些工作已是难能可贵。[24]

群英多吉在阿里历史研究上颇有开创之功，可惜英年早逝，未能够尽展所长。稍后接续其研究事业的便是他的同乡古格·次仁加布。古格·次仁加布出生于阿里地区噶尔县的左左乡朗久村，先后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文学学士和历史学硕士学位，其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正是阿里地区在近代发生的森巴战争的历史，[25]后回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工作，任该院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他在撰写《阿里史话》前后，开始集中研究阿里地区的历史问题，先后以藏文撰写和发表了几篇阿里地方史的论文，对阿里三围源流的考辨和拉喇嘛益西沃殉法的考证都颇为精彩，这些论文后来都汇编到《古格·次仁加布论文集》（）中。[26]

后来他又将注意力转移到阿里佛教史的研究上，出版了用藏文撰写的《阿里文明史》（）一书。该书多达60万字，可谓阿里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部巨著。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阿里地区简史，基本上与《阿里史话》中阿里简史部分相同，这部分内容仅占全书内容的15%。第二部分为阿里地区寺院志，这部分是全书的重点和精华所在，占全书内容的80%左右，作者在这部分全面系统地梳理了分布在阿里地区各地的80多座寺院的历史和现状，包括以扎西冈寺为首的噶尔县的5座寺院，以贤柏林寺为首的普兰县的18座寺院，以托林寺为首的札达县的45座寺院，以伦珠却德林寺为首的日土县的4座寺院，另有革吉县的5座寺院、改则县的4座寺院和措勤县的4座寺院。这是目前为止关于阿里地区寺院情况最全面和最详细的记录。在此之前，除了《阿里历史宝典》中的寺庙志部分外，在阿里地区民宗局工作的曲阿曾撰写过一部比较简略的阿里寺院志，该书专门介绍阿里地区的寺院情况，不过仍是通俗读物性质的著作，全书仅有12万字，只简要介绍了托林寺、科迦寺、扎西冈寺、伦珠却德林寺等几座最常见的寺院，连贤柏林寺这样的名寺也因为资料不足缺而未书。[27]第三部分为附录，收录了一批阿里古籍目录，简要介绍了益西沃、仁钦桑波等阿里历史上著名人物的生平，还考订了托林寺法台的传承世系。尽管《阿里文明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但其重点在寺院志，对阿里历史问题特别是古格史的讨论反倒不多。写作方法上，对政教两方面的历史，则采用了完全割裂开来的叙述手法，缺乏对政教关系的详情及其互动过程的叙述和讨论。[28]综观整个藏族学者的古格史（包括阿里历史）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研究方法和内容仍显粗略，特别是对特定时期比如古格时代的阿里历史的情况缺乏深入的考察，对阿里地区政教两方面的情况，也主要以分别论述为主，缺少将二者结合起来考察的研究思路。

相比国内的研究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阿里古代史研究领域里，国外研究者大大地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国外藏学界对阿里地区的关注不但起步很早，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超过目前国内学术界，这也是本书致力于古格史研究的原因之一。跟国内的研究脉络相似，国外藏学界最早也是从古格和阿里地区的考古入手，然后转入古格史和阿里历史的研究。20世纪初，在西部西藏长期考察的英国学者弗兰克在他多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一部关于西部西藏的通史——《西部西藏史：一个未知的帝国》。该书主要利用藏文古籍《拉达克王统记》的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实地调查所得的一些资料写成，书名虽然点出了“西部西藏”，实际上只是一部关于历史上阿里王朝的一个分支政权拉达克王国的简明通史。该书首次向世人展示了阿里古代历史上的神秘王国拉达克的历史情况。不过受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该书所用史料较为单一，基本史实的错误也较多。[29]

此后，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在阿里地区及中印边境从事了多年的考古调查，[30]出版了关于西藏考古和历史的系列专著——四卷本的《印度—西藏》一书，其中有两卷与本书的研究相关。1933年出版的第二卷，专门考证古格早期著名的大译师仁钦桑波的生平，该卷以仁钦桑波的事迹为突破口，综合分析了后弘期初期古格王室与西藏佛教复兴的关系。[31]此外，1936年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册也与古格史研究直接相关，该卷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作者对古格故都扎布让进行的实地考古调查研究的基础上。[32]这套书2009年已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者魏正中等人翻译成汉文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33]此外，1949年图齐在发表的一份札记中还曾对格鲁派在古格地区的传播有过简单的关注。[34]在图齐打下的良好的研究基础之上，阿里研究后来成为意大利藏学家的强项之一，其中伯戴克（Luciano Petech）和维他利（Roberto Vitali）可以说是目前最有影响力和学术成就最高的研究者。

伯戴克是藏学家图齐的得意门生，1936年毕业于罗马大学，获博士学位。1955年成为罗马大学教授并担任该校东亚历史系主任至1984年退休。伯戴克在藏学领域的研究范围颇广，他在阿里研究方面的主要兴趣是在拉达克史研究上，1939年他出版了《拉达克编年史研究》一书。这是一本只有100多页的小书，在书中他对藏文古籍《拉达克王统记》进行了细致的考论和补证，初次展现了其在拉达克史研究上的学术功底。[35]经过多年的积累，1977年伯戴克出版了国际藏学界在拉达克史研究上的集大成之作——《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该书以《拉达克王统记》的史料为基础，辅以一些与拉达克相关的西藏高僧的藏文传记，叙述了从远古时代一直到道格拉王朝统治时期的拉达克地区的历史，极大地丰富了拉达克历史的细节。较之弗兰克的《西部西藏史：一个未知的帝国》，此书在学术上更加严谨，内容上更加丰富，叙事上更加准确，是迄今为止关于拉达克历史研究中最优秀的一部学术专著，[36]该书现已有汉译本面世。[37]拉达克地区作为古格时期的阿里三围之一，是阿里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伯戴克的研究成果为本书论述古格时期阿里地区政教关系史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参考。但该书也有不足之处，最明显的缺陷是作者出于现代国际政治的不良用心而人为地将历史上属于阿里三围的拉达克与阿里地区对立起来，更罔顾包括拉达克在内的阿里三围在历史上是西藏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将拉达克地方政权视为脱离于中国之外的一个独立国家，以致该书在一个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中颇有顾此失彼之弊。此外，伯戴克还撰写了一些有关拉达克和阿里地区的研究论文，特别是首次梳理了止贡派在西部西藏的情况。[38]

拉达克史研究的丰富为进一步深入研究阿里历史奠定了深厚的基础，[39]阿里三围中的另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古格和普兰早期历史的大片空白则在托林寺建寺1000周年的时候由维他利相当有效地填补了。维他利是一个从事藏学研究的自由职业者，长期在加德满都和达兰萨拉等地活动，对阿里历史尤其是古格历史有较大的兴趣。1996年他出版了《古格普兰王国》一书，该书首次系统地将阿里古代历史典籍《阿里王统记》加以详细梳理和考辨。全书首先用英文对《阿里王统记》进行了翻译，然后结合各种藏文典籍对王统记的记载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因此该书汇集了10～15世纪阿里历史的大量资料，其中大部分是国内十分罕见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40]同时，以此书的研究为基础，维他利还编制了一份“10～15世纪的阿里地区大事年表”，该年表完成后一度未曾公开发表或出版，后来收入一套西藏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中。[41]此后他又投身于托林寺的历史及相关文献整理和研究中，在1999年出版了在托林寺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从托林寺建寺到19世纪这座阿里地区最著名的寺院的历史情况，第二部分则对托林寺收藏的大量珍贵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将托林寺研究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42]除了伯戴克和维他利之外，近年来寄居国外的藏族学者洛桑夏孜也有一些阿里宗教史方面的论文发表。洛桑夏孜1958年出生于阿里日土，长期从事藏文写本的整理和保存工作。由于出生于阿里，他对阿里研究颇有热情，他的论文对古格初年的火龙年大法会和历代达赖与阿里地区诸政权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考论。[43]总的来说，国外藏学界在古格史和阿里历史研究上，无论是对藏文文献的利用还是相关史料的汇辑，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