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直臣刘仁轨 一
唐高宗年间，洛阳有一妇人淳于氏，因谋杀亲夫被大理寺关押，只等罪名一定就杀头。恰逢宰相李义府到大理寺视察工作，被淳于氏的美貌吸引住了。
李义府于是吩咐大理寺丞毕正义，说自己要纳淳于氏为妾，要对方想办法把人放了。
毕正义是个胆小的官员，宰相吩咐了，他不敢不办。所以他悄悄找了替罪羊，把淳于氏换了出来。但这事被大理寺卿段宝玄发现了，一番检举揭发，闹得满城风雨。
由于事关重大，唐高宗亲自过问，并将此案交予给事中刘仁轨等监察官员从严查办。
李义府担心查到自己身上，遂逼令毕正义自尽，以为死无对证，便能逃过一劫。谁知刘仁轨办案严明，最终还是让案情真相大白，李义府本人也遭到御史的弹劾。
吊诡的是，此案过后，李义府依旧盛宠不衰，而刘仁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很快被贬为青州刺史。
刘仁轨到青州那一年，已经60岁了。跟他年纪相仿的人，比如唐太宗李世民、玄奘、苏定方、李淳风等，这个时候要么已经作古，要么早就功成名就。偏偏只有他花甲之岁还怀才不遇，默默无闻。
好在唐高宗时代并不是一个政治昏暗的时期。相反承继唐太宗开疆拓土的精神，唐高宗也极具震慑四方的眼光。他在位期间，唐朝版图一再扩大，最盛时拥有北达西伯利亚，南抵今天的中南半岛，西到咸海（一说里海），东临朝鲜半岛的广阔领土，这也是唐朝有史以来面积最大的疆域。
然而，随着唐高宗身体每况愈下，唐帝国的外患亦此起彼伏。
作为隋唐时代中原王朝的宿敌，朝鲜半岛上，高句丽一直兵强马壮。无论是隋炀帝三征辽东，还是唐太宗亲征高句丽，这个延续了七百余年的政权，就像“钉子户”一般始终屹立不倒。为此，唐朝在朝鲜半岛的三大政权中选择扶持新罗和百济，意图孤立高句丽，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朝鲜半岛的三国均有争夺地盘的需求，百济对唐朝同时扶持新罗的举动十分不满。于是，百济王扶余义慈秘密与高句丽联盟，对新罗发起进攻。新罗担心亡国，便向唐朝求援。
就在刘仁轨上任青州刺史前夕，显庆五年（660），唐罗联军在唐朝大将苏定方的率领下，大败百济，生擒扶余义慈，同时给了高句丽一记有力震慑。
当苏定方在洛阳献俘时，唐高宗已经做好了彻底消灭高句丽的决定。当年十二月，唐高宗任命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与名将程名振、刘伯英等率兵分道东出。
从隋朝东征高句丽开始，大军粮草基本都是从山东经海路送往朝鲜半岛，因此，作为新任青州刺史，刘仁轨要负责筹集军粮，为出征的唐军提供后勤保障。
这可给了李义府一个再次修理刘仁轨的机会。
趁着黄海、渤海一带进入海上风暴季节，李义府以宰相的身份下达命令，要求刘仁轨即刻组织运粮船奔赴前线，以饷全军。刘仁轨深知此刻出海凶多吉少，遂紧急请示朝廷，要求暂缓执行该项命令。但他的奏疏一到洛阳就被李义府压了下来。在李义府的授意下，朝廷的加急令越催越急。刘仁轨实在没办法，只好安排民夫及运粮船按时出海。结果全在李义府的意料之中——运粮船队在海上遭到风暴袭击，军粮因船体侧翻都被倒到海里去了。
意外发生，刘仁轨难辞其咎，唐高宗遂令监察御史袁异式跟进此案。
袁异式临出发前，李义府找到他暗示说：“君能办事，勿忧无官。”
袁异式是个聪明人，此话的弦外之音自然明白。因此他见到刘仁轨后就开诚布公地说：“你在朝廷里得罪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他叫我来办你，你自己看着办！”暗示刘仁轨自尽，这样对大家都好。
刘仁轨知道李义府死咬着他，无非就是想取他性命。可大唐律法里并未规定官员犯错必须畏罪自杀，故刘仁轨直接反驳道：“仁轨当官不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若使其自决以快仇人，窃所未甘！”
刘仁轨不愿自尽，袁异式也没办法，只好将问题上报廷议。
廷议时李义府始终坚持“不杀刘仁轨，难安天下”的观点。由于其身份特殊，朝臣大多附和。但刑部尚书源直心认为，“海风暴起，非人力所及”，刘仁轨固然有错，但罪不至死。
源直心是唐高宗的亲信，他的话等于救了刘仁轨一命。识相的刘仁轨也表示，自己可以不做官，但求为国效力。于是唐高宗将他贬为庶民，发配至辽东军前效力。
李义府虽然不太满意朝堂的决议，但他认为刘仁轨既已参军，那就可以用军法杀他，这反而更便于自己发泄心头之恨。于是，刘仁轨刚上路，李义府就派人密令镇守泗沘城（今韩国扶余郡）的名将刘仁愿想办法以军法弄死他。
刘仁愿从前是弘文馆的学生，又做过唐太宗的亲卫，能文能武且为人正直。李义府这些年在朝中陷害忠良的事他有所耳闻。对于刘仁轨花甲之年尚到军中效力，刘仁愿既感动，又深知对方的无奈。因此对于李义府的密令，他置若罔闻。
朝鲜半岛上的战事瞬息万变。百济被苏定方消灭之后，协助唐军作战的新罗人出于旧恨，对百济故地发起了一波报复性的劫掠。这下百济遗民复仇及复国的火种被瞬间点燃。借助早年被送至倭国（日本）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璋的声望，以黑齿常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为首的百济旧部迅速发起复国运动。
却说唐军消灭百济后，在其故地上建立熊津都督府，管理属地的一切事务。本来刘仁轨参军是去支援熊津都督府建设的，但他还在路上时，熊津都督府就被百济遗民打得只剩下泗沘城。
雪上加霜的是，唐朝原本派驻的熊津都督王文度刚到任，便在传诏并赐物给新罗国王金春秋的仪式上突发暴病身亡，这使熊津都督府一度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而苏定方大军再次入朝虽然连战连捷，但由契苾何力率领的北路唐军，却遭到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的精兵牵制，无法与南路的苏定方会合。另一方面，就在唐高宗积极用兵高句丽时，唐帝国西北部的铁勒九姓却趁机发动叛乱，严重侵扰唐朝的边境安宁。
相较之下，百济的复国运动则进展神速。
百济灭国前就与倭国保持友好往来，此次扶余丰璋发起复国运动，又得到倭国皇极女皇的支持。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征服中国的日本人，皇极女皇不仅为扶余丰璋提供军械、船舶，更主动御驾亲征，用实力为百济遗民加油打气。
围攻高句丽的战事一直拖到龙朔二年（662）底。因朝鲜半岛北部进入冬季后屡降大雪，苏定方等将只能带着遗憾撤出高句丽，回国休整。
此时，百济与朝鲜半岛南部唐军的战争一触即发，唐高宗一时找不到王文度的接替者，只好追加一道圣旨，升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今朝鲜开城）刺史，以代理官员的身份统领王文度的部属，守卫熊津都督府。
对于这项任命，包括李义府在内的大部分唐朝官员都认为，刘仁轨离死期不远了。毕竟身为文官，很少舞枪弄棍，更别提上阵杀敌了，这不是去送命么？可刘仁轨却欣喜若狂。接到任命后，他逢人就说老天爷要将富贵降在他身上了。在他看来，揍百济连带战日本，根本就如同探囊取物，信手拈来而已。
当时在朝鲜半岛南部，唐军虽然久无增援，但附庸的新罗始终不敢反唐。刘仁轨自上任之日起，就做好了经略熊津、以抗外敌的打算。面对倭国与百济旧势力的蠢蠢欲动，他一方面“御军严整”，积极寻求与新罗王室的合作，率领唐罗联军攻破百济在熊津江口设立的大本营，“杀、溺死者万余人”。另一方面，面对军中、朝中渐起的撤军之声，他向全军分析形势指出，若现阶段唐军撤出战斗，则前人数征高句丽的努力将彻底白费。因为唐军一走，“百济余烬，不日更兴”，届时再想平百济、灭高句丽，可就难了。
平定百济、征伐高句丽是唐朝多年来坚持的军事方针，刘仁轨不想做历史的罪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坚守百济以待时机。
刘仁轨等待的“时机”，很快就自动送上门了。
眼见刘仁轨、刘仁愿的部队孤立无援，扶余丰璋及其手下鬼室福信、道琛等人决定再搞事情。由于先前吃过亏，他们这次不敢贸然出兵。扶余丰璋派使者到唐军中传话，声称以唐军现有的兵力，根本打不过倭国，还不如早早撤军西归，只要唐军回去，他们愿意敲锣打鼓、十里红毯相送。
这些话明显是为了气刘仁轨的，可刘仁轨见了使者后根本不生气，只说考虑考虑。
使者满意而回，刘仁轨的计划由此摆上台面。
趁着扶余丰璋、鬼室福信等人不备，刘仁轨当晚就带人偷袭了他们的营帐，逼得这位百济王子带着部属一口气跑出了两百里开外。之后唐军一路火花闪电，不仅打得百济残余势力抱头鼠窜，更是一举攻克了百济与新罗间的军事重镇真岘城（今韩国广域市西南），“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收到捷报的唐高宗乐坏了。龙朔三年（663），鉴于唐军留守形势一片大好，唐高宗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让唐将孙仁师再率7000将士，分乘170艘舰船，进抵熊津增援刘仁轨。
刘仁轨料定，扶余丰璋打不过唐军，必然会向倭国求助，而倭国要与唐军交战，则必然会派出舰船与唐军在海上一决生死。这正是孙仁师率水军增援熊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