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关于正视乡村知识分子的困境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社会地位有了明显提高，能力素质有了根本性改变，人员数量有了显著增长。但处在城乡二元与社会转型的乡村之中的乡村知识分子，仍然面临一系列的矛盾和困境，从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出现了知识分子“问题”乡村化的情况，需要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深入的思考。

1.知识视野的局限性

中国乡村社会，专业化分工与城市仍有很大差距。这就意味着，大多从各类单科性院校毕业、专业色彩鲜明的乡村知识分子，面对乡村社会比较宽泛的知识需要，具有先天的局限性，即“专才”的根底与“全才”的需求的矛盾，这与城市知识分子对精深专业的要求有明显不同。另一方面，新时期的中国乡村又处在社会历史的巨变之中，乡村生产生活中的新技术大量应用，新知识大量传播，新思想大量涌入，特别是电视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使广大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也可以身在农村，眼观世界，耳听八方，他们想同乡村知识分子沟通交流的问题多元而庞杂。乡村知识分子每天有繁重的专业性工作任务，补充各类社会知识的时间精力有限，一些在职培训一般也集中于专业知识技能方面，少有面向所有乡村知识分子的针对广大农民需要的知识培训和参观考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乡村知识分子的知识进步跟不上农民群众的知识扩展需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年轻一代乡村知识分子队伍中，有的生长在城镇，对农村的生产生活知识缺乏了解，即使是生长在乡村的青年人，有的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不懂乡村农耕事。知识视野的局限性与乡村社会需求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是乡村知识分子面临的首要问题。

2.乡村情感的矛盾性

长期工作生活在乡村的知识分子，亲情、友情、恋情大多汇聚于乡村，工作岗位、文化事业、业绩成就甚至青春年华大多展现于乡村，他们会对乡村有真挚的感情，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乡村情感又有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也是不可忽视的事实。从历史的根源看，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长期城乡关系失调、城乡差别严重，使乡村人才外流成为一种惯性力量，跳出农门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愿望，从而形成身在乡村、情在乡村，心在城市、梦在城市的分裂状态，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决定的。[13]从队伍构成看，新时期的乡村知识分子中，土生土长，不思（或少思）离乡者的比例不高；来自城镇或外地农村，过渡性心理较强者的比例偏高。在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工作于乡村总有失落感。部分大学生村官，适时回城的心理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从现实生活看，乡村知识分子的工资待遇大多低于当地的城镇知识分子，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从社会公平的意义上说，工作条件艰苦，工资待遇应该更高。[14]知识分子渴望的文化生活条件、子女教育条件、职称晋升条件，乡村与城市也有明显差别。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知识分子对乡村社会的情感就会出现留恋与摆脱、居乡与进城的矛盾与困惑。

3.社会声望的迁变性

知识分子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社会声望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乡村士绅是拥有丰富知识的文人，拥有道德修养的君子，拥有地方影响的贤达，在“皇权不下县”的背景下，他们是乡村中社会声望最高的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一方面引领着社会思想的潮流，探索着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受到各种批判、质疑和讽刺。鲁迅就曾写道：文人“标榜超然，实为群丑”。“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绝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15]在激烈的暴力革命斗争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更是受到多种“挤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尖锐地批评“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也行”的错误思想，强调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他们就不行”。[16]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没有文化的”等政治性判断依旧影响很大，以至于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降到“冰点”。改革初期，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等科学家成为新的社会楷模，乡村知识分子的社会声望也随之迅速提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到初期无序化的市场经济和工资待遇偏低（甚至无保障）的“夹击”，乡村知识分子文化形象和声望有所下降。进入新世纪，大批农民企业家成长起来，成为乡村中的经济精英，形成对文化精英的压倒性优势。在部分乡村中，集企业家和村干部于一身的“精英人物”更是有着“集大成”的社会影响力，而为一般乡村知识分子所难以企及。近些年来，媒体频频曝光的乡村教师猥亵学生、乡村医生违纪牟利事件，造成人们对乡村知识分子社会道德声望的质疑。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社会声望的不断迁变与传统的文化积淀和现实的文化发展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对乡村的社会风尚产生一定的影响。

4.经济条件的脆弱性

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之上。作为文化人的乡村知识分子也需要工作生活在比较宽裕和富裕的经济条件之下，才能安心投入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工作，才能热心参与社会事业。新时期乡村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虽然已经发生了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出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很多乡村知识分子也充分认可。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相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进步速度，相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内在需求，相对于乡村知识分子的发展成长要求，乡村知识分子的经济条件仍然是比较脆弱的，这既有发展中大国的客观条件限制，也有思想认识和政策措施不到位的制约。新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的任务繁重，在强调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的过程中，农村科技教育卫生的投入相对不足，长期面临穷国办大教育、大科技、大卫生的窘境，乡村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环境一般都比较艰苦，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很多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经济负担较重，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有时要被迫去承包部分土地，或者要分出一部分业余时间和精力去辅助家人的经营活动，以补贴家庭生活，用于个人专业发展和素质提升的条件十分有限。乡村知识分子脆弱的经济条件，已经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成长进步，也影响到乡村文化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