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五因”融合：“生命—艺术”灵韵
综上所述，在诗人的精神气质中，纯、苦、醉、淡、远五个因素，分别指向诗人的人性基质、生命体验、精神释放、审美观照和心境超越。
真纯，作为一种人性基质，直指“赤子之心”。诗人之特殊精神气质，就在于本性无染，在于质地纯朴和原初洁净，也在于穿越整个生命过程的本色天然和天真野趣。这份对天性、本性、童心的坚守，呈现为澄明通澈的心境和温雅超脱的性情，以及自由率真的精神趣味，是质朴心地的自然外显，是“道说神圣”，是“无蔽—敞开”的心灵世界的纯净与超然。
苦闷，作为一种生命体验，指向“存在之忧”。敏感的诗人，面对“不完美”的生存，必然处于痛苦焦虑的“压力情境”之中，从而构成内心冲突、情感纠结和精神挣扎。虽然在诗人创作的艺术之思中可以将生死苦恼转化为艺术象征，将苦难转化为诗意，但作为人生的深层心理体验，仍然抹不去沉郁顿挫的精神积淀。在“穷而后工”“苦闷象征”的艺术创造的艰难分娩过程中，诗人特有的忧郁和伤感，经由艺术化、审美化的转换，弥漫着一种人生、历史的悲凉感和苍茫感，一种淡淡的惆怅，一种凄美的意境。
沉醉，作为一种精神释放，体现“自由意志”。诗人沉入醉境，凭借着“酒神”的强力意志和生命活力，定格为“醉者狂舞”的特定意象。这样的沉醉和迷狂，浸染着强烈的个体奔放—解放的色彩，也是精神释放—狂欢的具象化，表现为诗人“既醉且欢”的特有气质。张扬狂放的个性和幻入奇境的神秘性，勾勒出诗人“酒神—醉境”的雄浑气象和青春魅力，赋予诗人以浪漫的豪放的格调，在晕醉之境中品味诗意人生。
淡泊，作为一种审美观照，彰显“优雅气质”。诗人以“游心于淡”、顺其自然为心理基础，保持见素抱朴、萧散冲淡的天然本色和精神风骨，消解“生活沉重感”而达到轻逸—轻灵的心灵状态。在“天性—修养”的相互交汇中，诗人剔除刻意经营，通过艺术直觉和审美观照，以物观物，以自然的方式呈现自然，进入“澄怀味象”的禅境和审美意境。这一禅境，折射出诗人的优雅生活和平和心境，以及淡泊温润的特有情怀和人生境界。
玄远，作为一种心境超越，追求“哲理趣味”。艺术趣味中的哲理内涵，赋予诗境以深度和灵魂。诗人的玄远之思，浸透着一种深远苍茫的人生感和宇宙感，具有一种幽深玄妙的“形而上”意味，蕴含着对宇宙、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深层体悟。诗人的体悟，以“出神”和“凝神”的姿态，超越有限的时空达到心境的自由洒脱，达到“坐忘”“无我”的人生境界；诗人的体悟，是艺术境界—哲理境界的深度浑融，是“飞动之趣”和“冥奥之思”的有机结合；诗人的体悟，趋向幽玄的“道”境，体现为象外之旨、弦外之音和无言之美。
诗人气质的五大基本元素，“真纯”是其中的基质、原质，居核心位置。其余四大元素的相互关系为：
苦闷—沉醉，是压力、压抑与释放、解放的关系，前者内倾，后者外倾，两者的区别，是心理苦闷与个性张扬的区别，两者的结合，是忧郁气质与青春气息的结合。
苦闷—淡泊，以苦闷为内在的审美心绪，以淡泊为外显的审美意象，是精神内涵与审美方式的关系，苦闷给淡泊以丰富的内蕴，淡泊给苦闷以优美的象征。
苦闷—玄远，生存之苦与哲理之思，从生命体验到形上体悟，从悲剧精神到宗教关怀，从世俗世界到诗意境界，完成了净化与陶冶的心路历程。
沉醉—淡泊，酒神与日神、激情与禅境的关系，分别代表狂放恣肆之美与典雅蕴蓄之美，是自由的意志外化为朴素的审美。
沉醉—玄远，沉醉是生命活力，玄远是精神指向，沉醉是“醉者狂舞”的有形意象，玄远是“妙香清远”的无形哲思，沉醉是此中的醉境与真意，玄远是彼岸的旨趣与圣境。
淡泊—玄远，艺术之境与哲理之境，淡泊是以物观物、自然呈现的审美方式，玄远是超然物外、凝然远望的哲理趣味，淡泊是艺术的韵味，玄远是哲学、宗教的“道”境。
这些元素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苦中深醉、淡中幽远的相互蕴含的融合性，以及以淡化苦、以远解醉的互补辉映的联动性，还包括某个母元素引申出系列子元素的延展性。
若对诗人精神气质进行词汇学假设，可以发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苦、醉、淡、远等范畴出现频率最高。现根据钟嵘的《诗品》、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尤袤的《全唐诗话》、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陈思道的《后山诗话》、周紫芝的《竹坡诗话》、吕本中的《紫微诗话》、叶少蕴的《石林诗话》、强幼安的《唐子西文录》、张表臣的《珊瑚钩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秋》、姜夔的《白石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杨载的《诗法家数》、范椁的《诗学禁脔》16种著名诗论统计，“苦”出现153次，主要有“苦吟”“苦思”“穷苦”“孤苦”“苦寒”“精苦”等范畴；“醉”出现140次，主要有“醉舞”“醉狂”“沉醉”“欢醉”“倚醉”“醉忘”等范畴；“淡”出现75次，主要有“平淡”“恬淡”“冲淡”“清淡”“雅淡”“古淡”“淡泊”“人淡如菊”等范畴；“远”出现214次，主要有“清远”“玄远”“简远”“幽远”“闲远”“深远”“平远”“远思”等范畴。它们围绕“真纯”这一中心，延伸为四个系列，由苦闷延伸出“孤寂—苦吟—惆怅”，由沉醉延伸出“痴情—慷慨—雄浑”，由淡泊延伸出“质朴—优雅—唯美”，由玄远延伸出“宁静—幽远—超然”。（见下图）
纯、苦、醉、淡、远，是生成诗人气质的五个精神质素。诗人身上，往往“五因”综合，陶渊明即其中典型；就诗人个体而言，或有其中一因比较突出，古代诗人有屈原之苦、李白之醉、王维之淡、苏轼之远，现代诗人有戴望舒的孤寂、郭沫若的狂放、冯至的唯美、穆旦的深邃，英国诗人有雪莱的不平之鸣、拜伦的长歌当哭、华兹华斯的冲淡朴素、艾略特的执着信仰。即便同因，也因诗人生命、精神基质的差异，而各呈异彩。同样是“醉”，同样是释放压力和自我解放，陶渊明追求的是把酒言欢、借酒忘俗、体味其中真意的自由情怀，“诗酒每相亲”，酒作为生活—审美的触媒，赋予自然—人生以温暖和温情；李白则以醉态狂幻体现出诗人高度自信、飘逸不群、元气淋漓、激情荡漾、雄浑豪迈的青春气象，酒作为心灵—解放的象征，赋予精神—人格以浪漫和雄奇。同样是“淡”，同样是物我两忘、以物观物，陶渊明是“自然”“本色”，返璞归真、融于自然，更多的是质朴、古雅，“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王维是“艺术”“唯美”，以禅悟方式观照万物，有一种空寂清静之美，幽深精致之雅。同样是内心冲突，莎士比亚是痛苦与希望并存、沉吟与咏叹相融；济慈则是敏感的加深、焦灼的蔓延和永恒的寂寥；同样是哲学思辨，莎士比亚产生了哈姆雷特式的对“生存与毁灭”的深度追问和人文关怀；雪莱则确立了“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的独立品格，追求美的精神和人类之爱。
在这些基本范畴—形容词汇—意义踪迹的延展之中，诗人的气质就由这些星星点点的元素、基质、动因，逐渐相互浸润、渗透与交融，凝聚为浑然整一的精神气象，蕴含着纯真的诗性和唯美的诗意。
这一精神气象，并非静止的塑像，而是由人性基质—生命体验—精神释放—审美观照—心境超越五方面所构成的诗人气质之链环，这既是一个彼此相连、反复循环、持续自转的“生命—艺术”之圈，又是一圈一圈不断盘旋、跃升而上的由生存至审美、由审美至哲理的生命气韵和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动态生成的飞动之趣、灵动之美，使诗人气质别具一种生动的灵韵。
[1]维柯关于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的阐释，详见《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至于儿童天性最具诗性，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六章亦有涉及，认为诗性源自人的天性，而天性主要指人从孩提时起即有模仿本能及其产生的快感，快感中含有向善、陶冶（Katharsis，宗教术语为净化、净罪；医学术语为宣泄、医疗）的功能。
[2]Martin Heidegger.Poetry,Language,Thought.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1971.pp.219-222.
[3]气质（temperament），公元2世纪罗马医生盖伦（Galen）用拉丁文temperameteum确立了气质的概念。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四大元素水、土、火、气（液体、固体、血液和呼吸）决定人的体质，古希腊医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认为人的心理差异是由人身体上的四根比例配比不同造成的，此后的医学一直认为“体液”配比影响人的气质差异。
[4]德国精神病学家克瑞奇米尔（Kretschmer）从体型的角度将气质分为肥胖型、瘦长型和斗士型，美国心理学家谢尔顿（Shelden）从胚胎发育的角度将气质分为内胚叶型—肥胖—内脏气质型、中胚叶型—强壮—肌肉气质型、外胚叶型—瘦长—脑髓气质型，日本学者古川竹二、熊见正比古等人从血型的角度，英国心理学家柏尔曼从甲状腺、肾上腺、脑垂体、性腺等激素的角度，对气质进行解读。而普汶（Pervin）、墨森（Mussen）的研究和朗德奎斯特（Rundquist）、霍尔（Hall）、斯科特（Scott）、查尔斯（Charles）的实验以及美国纽约纵向研究所的追踪调查表明，遗传基因对人的气质具有重要影响。
[5]力比多（libido），指人的生命力、本能、快感。见《弗洛伊德文集》第3卷，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6]关于外倾（extraversion）和内倾（introversion），详见荣格《心理类型》，吴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荣格在外倾、内倾两大类型中又进行细分，根据意识—潜意识、理性—非理性，分别梳理出四种心理功能，即属于理性的思维、情感，属于非理性的感觉、直觉，与外倾、内倾一一对应，构成了外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外倾感觉型、外倾直觉型和内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内倾感觉型、内倾直觉型八大气质类型。
[7]荣格：《心理类型》，吴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09—341页。
[8]《黄帝内经·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又结合五行（金、木、水、火、土）、五音（宫、商、角、徵、羽）以及经脉的左右上下的匹配关系将人的气质分为二十五种。详见《黄帝内经灵枢译释》，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389、428—436页。三国时刘劭将五行木、金、火、水、土不仅对应人的生理因素骨、筋、气、血、肌，而且对应儒家品格仁、义、礼、智、信。详见《人物志》，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3—18页。
[9][波兰]简·斯特里劳也曾提出“气质调节理论”，见《气质心理学》第五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0]李元华：《中国古代学者论气质与性格的个别差异》,《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1]吴中胜在《原始思维与中国文论的诗性智慧》中归纳为“血诚之气”，似有以血捍卫真诚的血性，颇有“士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气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页。
[12][法]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6页。
[1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1页。
[14][德]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15][法]萨特：《词语》，潘培庆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5页。
[16][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90页。
[17][法]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03页。
[18][英]柯勒律治：《文学传记》，见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页。
[19][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0页。
[20]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页。
[21][日]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16页。
[2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23]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页。
[24]叶朗：《美在意象——美学基本原理提要》,《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5]叶朗：《说意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26][宋]尤袤：《全唐诗话》卷五，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6页。
[27][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20、325、349页。
[28]王一川：《“兴”与“酒神”——中西诗原始模式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29]分别参见林庚：《诗人李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6页；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72、130页；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30][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66页。
[31]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
[32][明]徐上瀛：《溪山琴况》，转引自蔡钟翔、曹顺庆《自然·雄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33][意大利]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34]张晶：《审美观照论》,《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35]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7页。
[36][法]瓦莱里：《谈诗》，转引自朱立元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1—102页。
[37]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6、106页。
[38]宗白华：《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宗白华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24页。庄子在《知北游》中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39]叶维廉：《中国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91页。
[40]陈良运：《文质彬彬》下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41]叶朗：《说意境》《再说意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3期。
[42]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页。
[43][美]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姚奔译，朱立元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2页。